全球福祉指數

A. 幸福感指數的測量

一、明確幸福指數的確切含義
在考察民眾的幸福指數時，最經濟、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讓人們對自己的主觀幸福狀況做出直接的評價。這種思路和作法，對考察個體幸福體驗可能有一定的意義，但對於揭示隱含在幸福感之中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心理現象則是沒有多大幫助的，因為，幸福體驗的個體特徵決定了不同個體的幸福感具有不同的含義，幸福體驗的文化差異特徵則決定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群體的幸福感含義也不盡相同。在歧義叢生的幸福概念下考察幸福指數，也就失去了對幸福感進行描述和比較研究的基礎，因而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現實價值。國外早期的幸福指數研究者，從一開始就對這一「陷阱」保持了足夠的警惕。他們寧可將幸福感界定為滿意感，以確保幸福指數研究的可操作性。於是，總體生活滿意感和具體生活領域滿意感（例如，經濟狀況、工作狀況、家庭生活、社會交往、休閑活動、居住環境等）成為考察幸福感的主要指標。這種研究思路明顯受到了上世紀中期風頭正勁的認知心理學的影響，對幸福感的考察被置於個體對自身生活需求滿足程度的認知評價基礎之上。這一研究取向基本主宰了半個多世紀的幸福指數研究。另外一些研究者試圖從情感體驗來把握幸福感，幸福感被等同於快樂感。由於情感因素較多地與心理健康聯系在一起，因而這一研究取向也被賦予了較多的心理健康色彩。還有一些研究者則將視野投向了個體潛能的發揮與價值實現，他們將個體的自我實現程度作為衡量人們幸福感的核心內容，自主、環境駕御、個人成長、生活目的、自我接受等與個人價值密切相關的要素成為幸福感的重要成分。在他們看來，價值感是幸福感的核心。總起來看，不同的研究取向從特定的側面揭示了幸福感的部分特徵，但也都存在著各自的缺憾，這一點已經被國外的一些研究者所意識到，因此出現對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但迄今仍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我們認為，幸福指數研究首先應當超越「幸福」這個概念，從研究淵源和研究目的出發，可以將幸福指數視為反映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在主觀生活質量的層面上，我們對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加以整合，提出了體驗論幸福感的觀點。根據這一觀點，幸福感是由人們所具備的客觀條件以及人們的需求價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個體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況的一種積極的心理體驗。體驗論幸福感的含義可以從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來加以理解。從形式方面講，幸福感是一種心理體驗。這種體驗並不是某種轉瞬即逝的情緒狀態，而是基於主體自覺或不自覺的自我反省而獲得的某種切實的、比較穩定的正向心理感受。從內容來講，幸福感是人們所體驗到的一種積極的存在狀態。這種體驗到的存在狀態，不僅受到個體所處社會發展程度的影響，而且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徵。幸福感是一種個體的心理體驗，但幸福指數反映的則是一種社會事實，或者說社會現象，它體現的是一般民眾或特定的社會群體在特定時期主觀生活質量的變化程度。按照這樣一種研究思路，我們採取邏輯分析與因素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通過訪談與問卷調查編制了適合當前我國民眾幸福體驗的測量工具及評價指標體系，這個評價體系包含知足充裕體驗、心理健康體驗、成長發展體驗、社會信心體驗、目標價值體驗、自我接受體驗、人際適應體驗、身體健康體驗、心態平衡體驗、家庭氛圍體驗等維度。每個維度可以根據一定的准則賦值，在此基礎上加和匯總可以得到反映特定時段民眾幸福感水平的分數。如果我們以某一年對民眾幸福體驗抽樣調查的所得的平均分數作為基點值，將其它年份抽樣調查的平均分數與之相比，就可以得到體現民眾主觀生活質量變化程度的幸福指數。
二、幸福指數在政策上的內涵與意義
幸福體驗能否成為一種切實的政策目標，關鍵在於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民眾的幸福體驗。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們曾經提出了一種幸福感的人格決定理論。按照這種理論，人們的幸福感比較穩定地受到人格特質的影響。例如，一些實證研究表明，外向和神經質這兩種人格特質對幸福感影響極大，外向性格與積極情感呈顯著正相關，而神經質則與消極情感相關顯著。如果這種解釋成立，那麼民眾的幸福感則很大程度上由個體的人格決定，政策干預所能發揮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但另外一些研究者對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或地區進行比較研究時卻發現，國家或地區的富裕程度與民眾的幸福感水平之間存在著較強的正相關，相關系數大致在0.60-0.70之間。盡管這一研究結果並不能推斷人們的收入和所擁有的財富決定著他們的幸福感水平，但是它至少可以啟發我們：一個國家能夠為民眾提供的生存與發展條件與該國民眾的幸福體驗息息相關。而民眾所具有的生存和發展條件恰恰是政策可以關注並能夠發揮作用的。在我們這樣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政策選擇必然是人民利益至上，在各項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必然把為民眾謀幸福、為民眾提供盡可能優越的生存與發展條件作為社會發展所遵循的價值標准。當前，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都集中體現了政策制定中所堅持的這種價值取向。
將幸福指數作為一種政策目標，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首先，幸福指數是衡量一個社會進步發展的重要指標。衡量一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最為根本的標準是這個社會是否能夠很好地滿足民眾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夠為民眾提供廣闊的自由發展空間、是否堅持了社會發展目標上的以人為本。從這個標准來看，以往將GDP這類反映經濟發展的指標作為衡量社會進步發展的核心指標的做法顯然是不充分的，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導致社會政策選擇上的舍本求末，這也正是人們試圖對這一指標加以修正或補充的原因。反映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幸福指數，是一種高度人性化的指標，恰恰可以彌補GDP指標的不足，用以衡量社會的全面進步與發展。其次，幸福指數是監測一個社會良性運轉的重要指標。一個運轉良好的社會，一定要在經濟社會發展與民眾生活質量的提升之間取得某種平衡，這一點在20世紀中期就已經引起了西方早發現代化國家的關注。按照生活質量始作俑者的理解，生活質量本質上就是一種主觀體驗。作為現代化的後發國家，我們應當很好地吸取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在走向現代化的同時，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和良性發展。再次，幸福指數是社會政策調整的重要依據。在我國，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因此檢驗我們各項政策的標准只能是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人民群眾的切身感受是我們制定和調整各項政策的依據。尤其是當前我國社會仍然處在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期，我們應當密切關注各項重大政策對民眾整體幸福感的影響、關注城鄉居民幸福感的差異和走勢、關注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幸福感的狀況，充分考慮發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民眾幸福度的協調與統一。
當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經成為黨中央的一項重要政策選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為我們展現的是一幅幸福美好的社會圖景：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各盡其能」可以理解為民眾潛能的充分發揮，「各得其所」可以理解為民眾基本生存需要的充分滿足。如果按照我國的文化傳統，將「和諧相處」也理解為民眾的一種基本需求，這就意味著在我們所要構建的和諧社會中，民眾的基本生存需要可以得到很好的滿足，民眾可以通過自身潛能的充分發揮而使個人得到全面的發展。依據體驗論幸福感的觀點，幸福感體現的是民眾對自身所具備的生存與發展條件的一種積極的體驗。從這個角度講，幸福指數的內在含義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又有著高度的一致性。
三、要避免對幸福指數的理解誤區
從當前部分人對幸福指數的理解來看，將幸福指數作為一種政策目標，還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些認識上的誤區，應當注意加以避免。
首先，應當避免將幸福指數與GDP視為非此即彼的關系。幸福指數並不一概排斥GDP。盡管幸福指數的倡導者們在提出幸福指數這個指標時是以GDP指標為靶子的，但認為幸福指數可以完全取代GDP的想法卻是十分幼稚的。GDP，特別是人均GDP，盡管存在著諸多缺憾，但仍然被認為是體現國民經濟增長狀況的重要指標，而且還往往被作為體現民眾客觀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沒有財富的積累和民眾可支配收入的提高為基礎，也就談不上民眾的幸福感。國外有研究者發現，在過去的40多年裡，美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呈加速增長的趨勢，但美國民眾的幸福感卻幾乎沒有明顯的變化。有人藉此便斷言，收入和財富對幸福感沒有影響。這種看法是有失偏頗的，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做這樣理解：在民眾的需求和慾望呈上升趨勢的態勢下，正是由於國家的財富在不斷增長，才使得民眾的幸福感維持在一定的水平。西方的一些研究還表明，個人收入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倒U型的關系，這是以西方社會較強的綜合國力以及居民較高的收入和消費水平為前提的。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均收入並不太高的國度，個人收入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呈現出與此不同的特點，我們通過對國內某省城市居民的抽樣調查研究發現，居民的人均收入與幸福感之間呈現一種正向的關系，即城市居民幸福感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而提高。因此，至少在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提出用幸福指數來取代GDP還為時過早。大力發展經濟、不斷積累社會財富，不斷提高民眾的收入和消費水平，是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的前提，是社會現代化的基礎，也是提升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必要條件。從另一方面來看，作為後發現代化國家，我們應當善於吸取西方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以及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以往發展中的教訓，重視GDP又不唯GDP，將GDP和幸福指數等指標互為補充，作為考察社會進步發展的依據。這樣做，無疑會更有益於社會的良性發展並更有助於實現我們的終極目標。
其次，應當避免簡單地將幸福指數作為幹部政績考核的標准。如前所述，幸福指數用一組指標來綜合反映民眾的主觀生活質量，從總體上看它所體現的是民眾一般的心理體驗，因而必然會受到長期的和短期的、宏觀的和微觀的、主體自身的和外部環境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幸福指數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它主要是用於對特定社會的進步發展以及良性運行狀況進行衡量與評價。在這一點上，也體現了滿意感與幸福感的差別。由於滿意感可以針對具體的人和事，因而設定一組科學的滿意感指標體系，按照一定的原則抽取評價主體的有代表性樣本來對個體評價對象進行評價是可行的，在一定意義上滿意感指數也可以作為幹部政績考核的重要依據。值得一提的是，在用於衡量社會進步發展的指標時，幸福指數的主要功能在於診斷，而不是用於排序；主要為了診斷政策選擇和社會運行是否存在問題，而不是為了對不同社會、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發展進步程度進行比較。因此，在我們追蹤幸福指數的變化時，主要是看我們的發展是否偏離了我們的終極目標，而不能像我們關注GDP那樣，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幸福指數增長了多少個百分點、以及在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比較中位次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當然，必要的比較也是需要的，例如我們可以採用幸福指數對城鄉居民的主觀生活質量進行比較，可以採用幸福指數對不同群體的主觀生活質量進行比較，也可以採用幸福指數對不同地區居民的主觀生活質量進行比較，等等。這種比較的目的在於對我們原來的發展思路與政策選擇進行評估和檢討，為現行政策的調整和未來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據。
再次，應當避免將幸福最大化作為一種政策選擇。將幸福指數作為政策目標，並不意味著要將幸福最大化作為一種政策選擇。近代功利主義所提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只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倫理學命題，如果試圖將它作為一種經濟學或政治學意義上的具體政策追求，則註定會演變為一種當代的烏托邦，這一宿命已經為福利經濟學家們的努力所證實。當然，我們並不否定在個體的層面上實現幸福最大化的可能性。有人提出要構建幸福學這樣一門新的學科，其目的就是要幫助人們找到實現幸福最大化的途徑。毫無疑問，這一努力是立足於個體的，其現實價值主要在於指導人們的人生實踐。將幸福指數作為政策目標，不是為了追求通過調整社會政策和促進社會進步來實現全社會幸福總量的增長，而是力求通過幸福指數來考察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狀況和變化趨勢，進而調整政策取向，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和良性運轉。根據體驗論幸福感的觀點，由於人們的需求水平會由低層次向高層次提升、人們需求的種類會不斷豐富，因而幸福指數所反映的主觀生活質量的構成要素也會出現變化。在幸福感基本結構保持穩定的前提下，一些要素可能會逐漸排除，而一些新的要素也可能會被納入，即便是保留下來的一些要素，其對於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權重也會發生一定的變化，因而幸福感基本結構的穩定性是相對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幸福感評價指標的相對穩定性，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將幸福最大化作為一種政策選擇。
四、理解幸福關系
1、提高幸福指數：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矛盾。
從後現代經濟學的觀點看，幸福首先是價值，而不是效用。美國國民幸福指數編制者卡尼曼在價值論上主張「回到邊沁」，即從馬歇爾的效用，回到邊沁的價值，來重新理解幸福問題。抓住了問題的總根子。
效用只是一種中間價值，是實現價值的中間手段。手段與目的的背離，是工業化的典型特徵。福利經濟學把福祉建立在總效用最大化上，從根子上就偏離了價值核心。在工業社會，幸福與效用的矛盾還不明顯；但對於信息社會，這就造成了根本誤導，有錢不等於快樂，GDP不等於幸福，就是幸福與效用矛盾的突出表現。
福利經濟學缺乏以價值為核心的獨立的微觀基礎，而借用新古典的效用作為微觀基礎，就造成了一個思維誤區，似乎幸福問題只能在再分配領域解決，而不能在微觀領域，在初次分配中解決。黃有光就是這種思路的代表。
實際上，再分配確實是提高幸福指數的有效手段，但只有從微觀機理上徹底說明幸福，才能把宏觀經濟建立在微觀基礎之上，把國民幸
2、不同收入階段效用與幸福關系不同的矛盾
接下來就產生了第二個問題。效用與幸福關系的歷史相對性問題。現有指標設計容易陷入一種誤區，用反映效用的指數，抽象地與同一種幸福尺度進行比較。
事實上，國外大量統計測算表明，不同收入階段，效用與幸福的關系不同。在解決生存需求的溫飽階段（衣食階段）和解決發展問題的小康階段（住行階段），效用與幸福的正相關關系比較明顯。而在解決自我實現需求的大同階段（國外研究中，進入門檻設在3000美元——8000美元之間不等），當物質需求為主轉向文化需求為主後，效用與幸福的相關性明顯減弱。
如果不充分考慮這個特點，國民幸福指數在反映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幸福水平時，就會造成混亂。建議把全國分成三類收入地區，有針對性地進行評價。對於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地區，弱化有形、物質指標的權重，突出文化內容；對於貧困地區，仍要以「有錢」定「快樂」。這是基於幸福相對性的設計思路。
3、快樂與幸福的關系
從後現代經濟學角度看，幸福指數設計上可能出現的第二個重大誤區，就是把個人快樂與社會幸福對立起來，至少是忽視個人快樂的微觀測度。
後現代經濟學理解的個人快樂，並不是從心理現象角度立論，而是從微觀現象角度立論。社會幸福不光是個人快樂的總量累加（這一點不同於卡尼曼的觀點），而是通過個人快樂這種微觀機制，在制度作用下達到社會幸福這種宏觀效果。這是以人為本的必然要求。
在現代性條件下一說個人快樂，一是把它不正當地與物質慾望滿足聯系在一起。這是不正確的。個人快樂在信息社會條件下，可以超越物質慾望，而與感性的文化需求聯系在一起。二是把它與眼前利益聯系在一起，同根本利益對立起來。
做一個簡單的推論就可以看出，以人為本，當它從現代性指向後現代性時，從解決工業化條件下的溫飽和小康到解決信息社會條件下人的精神追求時，恰恰就是要以感性的人為本，從具體個人的現實需求出發，彌合由人的異化造成的種種社會矛盾。
反過來說，如果幸福指數設計的指導思想，還僅僅停留在工業化時代「人人忍受痛苦，社會才能幸福」的結論里，這樣的國民幸福指數和目標狀態，在全球化。 美國的經濟學家P.薩繆爾森提出了一個幸福方程式：效用/慾望=幸福指數。
慾望是一種缺乏的感覺與求得滿足的願望，它分為五種層次，從下至上：第一個層次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第二個層次是安全需要，第三個層次是歸屬和愛的需要，第四個層次是尊重的需要，第五個層次是自我實現的需要。效用是從消費物品中所得到的滿足程度，是對慾望的滿足。
判斷一個人的幸福與否，可以從答案中得到，以得數1為分界嶺。比1小就證明不幸福，等於1或者比1大就證明是幸福的。
如果我們的慾望指數高，而在目前生活方式中得到的效用低，那得出來的幸福指數就是零點幾了，那就說明我們的生活狀態不好，讓我們感覺不幸福，而不幸福的嚴重程度是根據數字來衡量的，數字越小就代表越不幸福，如果效用比慾望高，得出的得數就比1大，那就證明是個幸福的人。同理，幸福的指數也是根據得數來判斷，數字越大就證明越幸福。
效用也是一種感覺，它的大小與有無完全是一種主觀感受。因人，因時，因地而不同。慾望是求得滿足的願望，它是由一個人的觀念來決定的，每個人的慾望因觀念的不同所期望的層次不同，所以在同處一種環境中，幸福與不幸福就因人而異。所以，這個方程式得出來的結果也是因人而異的，也就是說，幸福是一種主觀感受，不是客觀的分析。
如果想評判自己幸福不幸福，也可以用上述慾望的五個層次來劃分。這五個層次，你想達到幾層，而你現在又達到了幾層，如果你想的卻還有幾層沒有達到，那你就是個不幸福的人了。如果你達到的已經超過或者等同你目前得到的，那你就是個幸福的人。 A類指標：涉及認知范疇的生活滿意程度，包括生存狀況滿意度（如就業、收入、社會保障等），生活質量滿意度（如居住狀況、醫療狀況、教育狀況等）。
B類指標：涉及情感范疇的心態和情緒愉悅程度，包括精神緊張程度、心態等。
C類指標：指人際以及個體與社會的和諧。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2011年5月24日在巴黎發布一項名為「幸福指數」的在線測試工具，普通民眾可以根據個人關注度對物質條件和生活質量等11個因素的重要性進行排序，然後得出的指數可以用來衡量民眾對生活的滿意度，並在經合組織34個成員國之間進行比較。
「幸福指數」涉及的11個因素為：收入、就業、住房、教育、環境、衛生、健康、社區生活、機構管理、安全、工作與家庭關系以及對生活條件的整體滿意度。經合組織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在介紹這一指數時說，這個測算工具可謂一項「創舉」，專家花了10年時間研究才取得這一成果，但指標還需進一步完善。物價也影響著幸福指數。
古里亞說，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之外創立一套衡量生活滿意度的指標並不是經合組織首創，很多國家也在致力於這項工作。不過，經合組織公布的「幸福指數」匯總了34個成員國的數據，國際程度最高;而且它的特點在於，每個人可以根據對生活不同內容的不同側重得出個體生活滿意度的數據，而個體的選擇匯聚起來則可以體現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整體生活質量。
據介紹，讓政府在GDP指標之外同時參考幸福指數來制定公共政策是這個工具的終極目的。古里亞說，希望通過這一指標來試探各國反響，各國政府也可從中了解到民眾需求，使其公共政策更為有的放矢。
但也有專家表示，「量化幸福」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在擁有不同國情的各個國家之間比較。
經合組織專家表示，這個工具還將進一步完善。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會有更多指標納入考慮范圍，而且比較對象也可能擴大到經合組織夥伴國——— 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俄羅斯和南非。 擺在你面前的有5個杯子，你第一感覺會拿起哪個杯子？
A.一杯純凈的白開水
B.濃濃的美式熱咖啡
C.剛擠出來的鮮牛奶
D.剛泡的老人烏龍茶
E.熱騰騰的珍珠奶茶
解析
選A：屬於「想喝忘情水忘記一切型」，幸福指數為20%：這類型的人非常的獨立、聰明，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選B：屬於「歡喜冤家捶心肝型」，幸福指數為40%：這類型的人非常的自我，可是他和對方彼此卻很相愛，常常會拌嘴鬥嘴，不過心底彼此的分量還是很重的。
選C：屬於「煞到對方很甘願型」，幸福指數為55%：這類型的人很單純也很善良，他只要喜歡上對方就會覺得自己超幸福。
選D：屬於「你濃我濃分不開型」，幸福指數為80%：這類型的人，幸福的定義就是跟自己最愛的小孩在一起，這種感覺很窩心，他目前的心境是非常成熟的，不管是工作還是日常生活，他都能很平靜的享受。
選E：屬於「只羨鴛鴦不羨仙型」，幸福指數為99%：這類型的人和另一半在一起已經不需要用言語溝通，兩人的默契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常常只要對方一個眼神就能了解。 達特茅斯學院布蘭奇·弗勞爾教授與英國沃里克大學安德魯·奧斯瓦爾德博士研究指出，額外的金錢確實能買到一點幸福。他們將非常幸福確定為3.0，比較幸福確定為2.0，不太幸福確定為1.0。每增加1美元，只能多獲得0.00000409個單位的幸福。
根據這一指數，與喪偶或離異相比，持久的婚姻價值每年10萬美元。「分手」對幸福的危害最大，緊隨其後的就是配偶去世。平均來看，二婚或者此後的婚姻都不如第一次婚姻幸福。父母離異的16歲青少年在成年之後會覺得不太幸福。

B. 義大利福指指數世界排名

義大利福指指數世界排名23位。
在這份名為《2015經濟可持續發展評估》的報告中，波士頓咨詢公司從經濟、投資和可持續發展三個維度衡量了各國的福祉指數，具體指標則包括經濟穩定、教育水平、收入平等、環境水平、社會包容度等13項。波士頓咨詢公司稱，此舉意在編制一項衡量經濟「福祉」的寬泛指標，使政策制定者不再僅僅通過GDP、通脹和失業率等傳統指標來衡量國家的發展水平。
統計顯示，在全球149個國家和地區的福祉排名中，挪威以100分的得分高居榜首。盧森堡、冰島、瑞士和芬蘭分列2—5位。
總體來看，福祉指數較高的國家集聚在歐洲，而福祉指數較低的國家被非洲包攬。在經濟福祉最高的10個國家中，有5個是北歐國家，而新加坡是唯一的非歐洲國家。而在經濟福祉最低的10個國家中，除了海地來自中美洲之外，其餘9個全部是非洲國家。局勢動盪的中非共和國和查德成為經濟福祉最低的兩個國家。
中國的福祉指數為42.9分，排名世界第76位。報告稱，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方式有所進步，它正在使GDP的增長變得更加透明。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程度較差，在該指標上，全球中間值為48.1分，而中國僅獲得31.9分，在14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在較為靠後的位置

C. 不丹國為什麼是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

「創造幸福」需要智慧、實干與堅持。不丹在40年前就做出了「自然資源只進不出」的決定，這使其礦產仍深埋地下，森林卻不斷滋長，林木覆蓋率長期保持在72%左右。

20世紀80年代後期，不丹上任國王提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名詞──「國家整體幸福」，以此作為人民福祉的指針。他認為，所謂的「發展」，除了在經濟上謀求成長以外，必須同時追求物質上、精神上和情感上多層面的「最大幸福」。

大多數的不丹人都認同這一主張，他們循規蹈矩地過日子，安祥和諧。不丹成為世界上國民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

不丹的面積只比兩個北京大一點，但街道上時不時會出現進口純電動小轎車；人口只有不到80萬，但適齡兒童入學率已從20年前的20%上升到如今的超過95%，且能者多學，讀到博士也是免費；

不丹只有兩座大型水電站，但電力供應不僅滿足全國需要，而且70%能夠出口，成為除旅遊業之外最主要外匯來源；不丹在經濟總量上仍屬「中低收入國家」，但人均GDP已超過2000美元，在南亞排名第二，僅次於斯里蘭卡，高於印度。

(3)全球福祉指數擴展閱讀

「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質和精神的平衡發展，將環境保護和傳統文化的保護置於經濟發展之上，衡量發展的標準是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而不是我們通常採用的 GDP(國民經濟總值)。

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無上的發展目標，實踐的結果是在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D. 夢幻上我買了個福祉華宅環境指數才22、怎麼提高環境指數

擺放傢具可以提高環境指數。

E. 世界GNH表

如果說GDP

F. 不丹國為什麼是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

不丹和當今世界的主抄流發展觀完全襲不同,提出「國民幸福總值」的發展理念,在這個日益被破壞的世界,不丹或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和前景.
據聯合國2004年的全球人類發展報告,不丹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192個國家中位居134位,經濟相對落後.但在2006年發表的《全球快樂排行榜》,不丹卻名列第8位,位列亞洲第一位.
20世紀80年代後期,不丹上任國王提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名詞──「國家整體幸福」,以此作為人民福祉的指針.他認為,所謂的「發展」,除了在經濟上謀求成長以外,必須同時追求物質上、精神上和情感上多層面的「最大幸福」.大多數的不丹人都認同這一主張,他們循規蹈矩地過日子,安祥和諧.不丹成為世界上國民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
所謂「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質和精神的平衡發展,將環境保護和傳統文化的保護置於經濟發展之上,衡量發展的標準是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而不是我們通常採用的 GDP(國民經濟總值).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無上的發展目標,實踐的結果是在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G. 有沒有美國人移民去加拿大

很多

加拿大一直以來被全世界公認為世界最適宜居住的國家之一。

綜合福祉指數第三
聯合國參照世界各國民眾的壽命、購買力、教育程度等數據，對各國的綜合福祉指數進行排名，去年加拿大在世界排名第三，僅次於挪威及冰島之後（冰島因為最近的金融危機而瀕臨破產，情形已經有所轉變）。

財富情況優於美國
單就擁有的財富來說，加拿大家庭境況好於美國家庭。加拿大家庭擁有財富中位數為12萬2260美元，而美國家庭擁有財富中位數僅為9萬3100美元；美國人均負債4萬250美元，約為加拿大人均負債2萬3460元的兩倍；加拿大人家庭年度預算的19%用於住房支出，而美國人在這方面投入則高達34%。

清廉度全球第一名
加拿大人的廉潔正直在國際上得到公認。僅有4%高級企業主管承認曾經行賄高層政治家或者重要政黨，行賄比率低於世界平均水平13%。

接納移民數全球第一
加拿大廣納移民，每年接受移民數額高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2008年加拿大吸納了24萬7243人移民加拿大。加拿大寬容、多樣性的社會文化是除了經濟因素以外，吸引移民的最重要因素

教育及健康水平
加拿大教育水平高，47%的加拿大人順利完成高中學業，進入專上學習，這一比率高於美國的39%及英國的30%。
加拿大人的平均壽命是81.23歲，排名世界第八。加拿大的生活方式較大多數的國家健康，加拿大人均消費水果及蔬菜量，在世界排名第三，僅次於中國及澳洲。加拿大人均每年飲用果汁52.6公升，高於世界排名第二的美國人均42.8公升。

H. 為什麼挪威和澳大利亞的人類發展指數長期保持世界第一和第二

首先是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和相關的政黨既不追求國家經濟的飛速發展，也不盲目承諾選民們的福利福祉。他們國家的發展理念實在是太先進了！那他們是如何擁有這樣的政黨呢？主要是因為他們國家的人民就是這樣的生活理念！

I. 不丹為什麼是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

不丹和當今世界的主流發展觀完全不同,提出「國民幸福總值」的發展理念,在這個日益被破壞的世界,不丹或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和前景.
據聯合國2004年的全球人類發展報告,不丹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192個國家中位居134位,經濟相對落後.但在2006年發表的《全球快樂排行榜》,不丹卻名列第8位,位列亞洲第一位.
20世紀80年代後期,不丹上任國王提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名詞──「國家整體幸福」,以此作為人民福祉的指針.他認為,所謂的「發展」,除了在經濟上謀求成長以外,必須同時追求物質上、精神上和情感上多層面的「最大幸福」.大多數的不丹人都認同這一主張,他們循規蹈矩地過日子,安祥和諧.不丹成為世界上國民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
所謂「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質和精神的平衡發展,將環境保護和傳統文化的保護置於經濟發展之上,衡量發展的標準是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而不是我們通常採用的 GDP(國民經濟總值).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無上的發展目標,實踐的結果是在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