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金融

A. 宋代的經濟特點

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 宋代對南方大規模的開發，促成經濟中心南移。

賦役

宋代的農材賦役制度，大致延續唐末的兩稅法，但增加了丁稅，而差役則甚為繁重造成人民負擔，因此王安石變法時有免役法的推行。關於歲入1.6億貫實為銅錢、米麥、白銀、布棉、絲絹、草料等不同物產單位的合加總數，宋代財政最高收入為六千餘萬貫，商稅占財政總收入約70%。

金融商業

宋朝商業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白銀。太宗時期，每年鑄幣八十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六百餘萬貫。由於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銅錢、白銀外流，造成硬通貨短缺。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

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仁宗後改歸官辦，並定期限額發行。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並擴大流通領域。南宋於1160年（高宗紹興三十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

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只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幹道五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

(1)宋朝金融擴展閱讀

著名歷史學家漆俠先生曾指出：「在兩宋統治的三百年中，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於世界的最前列，是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

歷史教授楊渭生先生也認為：「兩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內是座頂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佔領先地位。」

世界著名經濟史學家貢德弗蘭克也認為：「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中國無疑是世界上經濟最先進的地區。自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在工業化、商業化、貨幣化和城市化方面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方。」

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曾說：「在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諸領域，中國（宋朝）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

日本宋史學家宮崎市定認定:「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具魅力的時代。中國文明在開始時期比西亞落後得多，但是以後這種局面逐漸被扭轉。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亞而居於世界最前列。然而由於宋代文明的刺激，歐洲文明向前發展了。」宋朝的文明深深的影響了世界。

B. 宋朝經濟狀況及原因

宋太祖建國時就確立了土地私有產權制度，買賣自由，並採取不抑兼並的政策，租佃經營成為重要的土地經營形式。租佃契約期滿後佃農可以自由決定終止或續約.人口流動性增強，城市商品經濟發展。有學者認為宋代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
宋代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洋、南亞、西亞、非洲、歐洲等地區總計58個國家通商。南宋初期對南方的大規模全面深度開發，促成南方地區成為全國經濟文化中心，從此完全取代北方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地位。
農業
中國雲南元陽的水稻梯田在宋朝，農業逐步走向專業化與商業化。北宋初期大面積開荒，土地不抑兼並，農田規模擴大，為提高耕種效率，注重興修水利，改進農具，改良品種，農業發展迅速。許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現，例如梯田（在山區出現）、淤田（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邊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鋪泥成地）等。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積。至道二年（996年），宋廷掌握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兩百餘頃。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萬七千五百餘頃。到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年—1085年）達到耕地面積頂點七億畝，各種新的農具在宋代出現，例如新式水車龍骨翻車和筒車。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新工具的出現也讓農作物產量大幅成長。一般農田每年可畝收一石到一石半，江淮、兩浙、福建、川陝、荊湖等地區一年可達到二至三石。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分給江淮兩浙，就是後來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黃秈米。兩宋時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蘇州）為代表，有「蘇湖熟，天下足」（指蘇州和湖州）或「蘇常熟，天下足」（指蘇州和常州）之稱。宋朝的農業走向專業化、商業化的傾向。例如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業發展迅速，一些北方農作物粟、麥、黍、豆來到南方。宋朝農業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擴大，南宋中期，棉花盛行種植於川陝、江淮、兩浙、荊湖、閩、廣地區，種桑養蠶和麻的地區也在增加。茶葉在北宋時遍及淮南、荊湖、福建及四川諸路。這些地區每年上繳給政府專賣機構的茶葉達一千四、五百萬斤，不僅供應國內市場，而且遠銷國外。當時以福建所產最為著名，其它名茶尚有兩浙的日經茶，江西的雙井白茶，廣西容州的竹茶等。南宋時，南方的注茶地比北宋更多，吳興的紫筍、常州的陽羨、紹興的日注、隆興的黃龍等，都被稱為「絕品」。。甘蔗種植遍布蘇、浙、閩、廣、等省，糖已經成廣泛使用的食品，出現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製糖術的專著：王灼著《糖霜譜》。
手工業
宋朝哥窯——米色釉貫耳瓶北宋的主要礦產包括金、銀、銅、鐵、鉛、錫、煤等。北宋仁宗在位時代金屬礦藏達到兩百七十餘處，較盛唐年間增加一百餘處。仁宗時期，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廿一萬九千多兩、銅五百多萬斤、鐵七百廿四萬斤，鉛九萬多斤、錫卅三萬斤。
宋朝的絲、麻、毛紡織業都非常發達，而西北地方流行毛織業，四川、山西、廣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織業非常興盛。到南宋時，廣東雷州半島地區和廣南西路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兩浙和川蜀地區則為絲織業，朝廷在絲織業密集的地區設立織錦院，即是官辦的絲織作坊，也同時造福了相關的印染業。1295年前後，黃道婆把海南島黎族的紡織技術帶到松江府的烏泥涇，並改進了紡織工具與技術，在推廣棉紡織方面的歷史功績是很突出的。
宋朝官窯、民窯遍布全國。時有河北曲陽定窯、河南汝州汝窯、禹縣鈞窯、開封官窯、浙江龍泉哥窯弟窯、江西景德鎮景德窯、福建建陽建窯等七大名瓷窯，和分布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東南亞、南亞、中西亞等地[參 82]。
北宋時期陰刻裝飾的枕頭北宋時，主要的造紙材料包括絲、竹、藤、麻、麥桿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紙產地，蜀地的布頭箋、冷金箋、麻紙、竹紙，安徽的凝霜、澄心紙、粟紙及浙江的藤紙等都聞名於世，甚至還有紙被、紙衣、紙甲等製品。紙張的大量生產與活字印刷術為印刷業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宋朝的印刷業分三大系統，官刻系統的國子監所刻之書被稱為監本，而民間書坊所刻的書被稱為坊本，士紳家庭自己刻印的書籍屬於私刻系統。東京、臨安、眉山、建陽、廣都等都是當時的印刷業中心。當時坊刻書中以浙江口碑最佳，稱浙本，四川次之，稱蜀本。福建的刻書以量取勝，稱建本的其中尤以建陽麻沙鎮最多，世稱麻沙本。社會上流行刻書的風氣，以臨安國子監所刻的書品質最頂尖。宋朝的刻書以紙墨精良、版式疏朗、字體圓潤、做工考究、傳世稀少、價值連城而聞名於後世。
運輸業
宋朝政治經濟中心向東向南轉移，東南地區河道發達，水網密布，是天然的交通網路。宋朝又注重疏浚河道，建造橋梁，創造了良好的交通條件。南宋時期，海上交通的發展也格外興旺。
宋代造船技術水平處於當時世界比較先進的行列。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在船出海航行過程之中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有多大危險。宋代的主要造船廠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區。虔州、吉州、溫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宋太宗至道年間(995年—997年)，全國年船量均超過三千三百餘艘。到了南宋，由於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達，造船業發展更快。臨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寧府，今南京）、平江府（蘇州）、揚州、湖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等成為新的造船中心。廣州製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仗，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南宋初年還出現了車船、飛虎戰船等新式戰艦。
金融商業
宋代商業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白銀。宋太宗至道年間（995—997年），每年鑄幣83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506萬貫。由於商品入口，宋代大量銅錢、白銀外流，造成硬通貨短缺。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參 85]。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雛形（按照紙幣的經濟學定義，只有國家發行的才算真正紙幣）。仁宗後改歸官辦，並定期限額發行，這是世界范圍內紙幣發行的開端。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並擴大流通領域。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只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乾道五年（1169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熙寧十年（1077年）歲入7070萬貫，農業的兩稅為2162萬貫，佔30% ；工商稅為4911萬貫，佔70%。工商稅收入構成朝廷財政收入的主體。
會子危機
會子第一界會子的發行額僅三百萬貫。到乾道四年（1168年）僅七年的時間，發行額增加到七百萬貫。之後固定在一千萬貫。盡管會子的加印與隆興北伐有關，但是由於作為本位的金屬貨幣沒有相應追加，幣值增長指數已經達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會子發行額增加六十五倍。會子雖與銅錢可自由兌換，但由於會子不斷貶值，兩者匯率也急遽走低。
寧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會子同時流通後，會子之多猶如決堤之水，物價飛漲猶如脫韁野馬，出現了會子擠兌銅錢的現象。嘉定二年（1209年），會子換界。政府規定新舊會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兌換，同時嚴禁不按比例兌換會子，否則抄家，並鼓勵打小報告互相揭發。這無異於宣布會子已經信用破產。但是這依然沒能阻止拒收會子的風潮，會子也進一步貶值。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社會無論中下層都損失慘重。迫不得已，政府發還抄沒的家產，並籌措一千四百萬貫來回收舊會子[參 85]。嘉定五年後危機才漸漸平息。從此之後，會子換界已無法正常進行。政府一旦發生財政危機，就會以濫印鈔票飲鳩止渴。理宗親政後，由於十六及十七界會子數量巨大，險些再度造成通貨膨脹。端平入洛之後，會子與銅錢的匯率從端平初年暴跌廿五個百分點。十八界會子發行量更加大，米價漲到每斗三貫四百文，是孝宗年間（1162年—1189年）的十一倍。淳佑七年，理宗頒詔，十七、十八界會子永遠使用，希望藉此來抑制物價上漲。但是兩百文的十八界會子卻連一雙草鞋都買不到，會子已與廢紙無異。景定五年（1264年），賈似道規定十七界會子須在一月之內全部換成十八界會子，並將會子改為「金銀見錢關子」，宣布關子與會子的兌換比例為一比三，但通貨膨脹更惡性發作。
海外貿易
圖中描繪一艘宋朝的戎克船由於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代時全國僅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宋代先後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今膠州營海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今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參 89]。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後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代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佔大宗。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北宋朝廷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裡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朝廷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現在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與宋王朝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里、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宋仁宗皇佑年間（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年間（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佔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南宋時代，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葯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參、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遼國、金國、西夏、越南、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

C. 宋朝商務

宋朝時，取消唐朝的坊市制度，市場不再由官府設定，商業交易的時間地點等全回由商人自己選擇。答在一些大城市，同行的商人組成「商行」，入行的商戶叫「行戶」，商行的頭領叫「行頭」，由行頭與官府聯系相關事宜，並負責調解內部糾紛和保護本行利益。

D. 宋朝的經濟文化

宋朝 是中國歷代朝代中 經濟最發達的 國民文化最興旺的 科技創新成果最多的 人口基數增長最健康的 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最高的 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 繁榮鼎盛朝代 如果您不相信 鄙人將向您介紹一個如夢如幻的宋朝
讓我們一起夢回宋朝:

1 經濟發達

宋富 這已早成歷史的定論 其他王朝「抑商」 而惟獨宋例外

宋初 太祖趙框胤就言「多積金 市田宅以遺子孫 歌兒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 後 宋太宗也號為「令兩制議政豐之術以聞」 神宗在位時"尤先理財" 令眾「政事之先 理財為急」這樣的重視經濟的思想一直貫穿於宋朝 這是保證經濟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在宋之初 官員們研究理財求富之道 宋朝調整了歷代立法中重刑法 輕民法的傳統做法 專門研究施行了專賣法 如鹽法 酒法 茶法等法令 宋代則成為中國古代經濟立法 最為活躍的時期之一 而且宋的經濟法令 統一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 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 是非常科學的法律法規 這些正確的政策導向使商業大潮興旺 商貿發展迅猛 手工業發展迅猛 使宋朝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銀行 這是絕無僅有的!甚至銀行可以貸款 異地付款 就算是從近代來看 都是非常先進的經濟管理體制 以地域而言 宋時的發展不僅僅局限於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區 就連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 也比唐代有較大發展 這也是另人很驚訝的

從手工業看 坑礦 茶鹽 造船 造紙 製糖 紡織 制瓷等都比唐代進步的多 宋的手工業除了產地擴大 產量增加以外 技術提高也是非常明顯 比如「糖冰」（冰糖）的生產技術 「單筒井」的開鑿 宋瓷的精良等 無不反應了技術的成熟和創新 而商業和手工業的興起 解放了大量受俘於土地的農民 使他們投入於商業 手工業中 北宋時期就已經開始大量開採金 銀 銅 鐵 煤等礦藏 而且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史上最早的製造工廠 加工工廠 如 造船廠 造紙廠 印刷工廠 織布廠 火器廠 還有各地的官窯等等 可見當時的手工業之興旺是空前的！
早在北宋 中國已懂得用燒煤 煉鋼 大型手工業則僱傭幾百全職的產業工人 而政府的兩處軍工業聘用八千工人——這已經是重工業規模了！華北的鋼鐵業以1078一年為例 年產達一百二十五萬噸的水平 而英國於1788年亦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產七萬六千噸 此外 礦冶 造紙業 制瓷業 絲織 航海業也高度發達 宋代無愧於 世界近代之前的"高科技"之家 更是當時世界上的手工業之霸主!

從商業看 唐代的城市多趨於行政中心 而宋代市鎮則趨於工商業化 唐代都市內的貿易地區由官員嚴格控制 宋代則更加自由 由於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城市的發展 「坊制」的突破 集鎮的興起 因此住宅區與商業區的界限逐漸消失 宋代的這一類的"新型"都市有些發展至有了很大的規模 如開封和杭州都達到一百萬人口 而後者就是"馬可波羅"在元初所見的「前所未有」的城市 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後期 中國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達" 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萬之間 數百年後阿拉伯旅行家 伊本．貝圖塔也稱杭州為"世上最大的城市"!從事工商業的人口逐步增多 產量加大 投入資本大幅度擴充 因此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 也已不單獨只是農業了 工商業所比重已經超過了農業
且在其商業運作中還出現了 銅板印刷的廣告 這比西方資本主義的廣告要早三百多年 就學士蘇東坡來說 他就曾給一位做油食老婦人 做過一首廣告詩 使之興隆
更有意思的是 宋朝還出現了近似現代報紙的「小報」和史上最早的商標 商標是小可意義重大 這標志著宋朝商業化體系的逐步完善
此外 著名學者沈括所著<貨幣流通速度論>也是達到了現代貨幣理論水平

大宋強盛的商業浪潮 也是世界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的母體 而宋代的經濟突飛猛進 則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

E. 中國古代宋朝金融發展史

宋代的金融(上)

鄧高峰

金融，簡言之即資金的融通。今天，發達的市場經濟必然伴隨著規模龐大的貨幣資本運動，因而金融早已成為現代經濟的核心。但歷史地看，金融又是一個很古老的部門與行業。今年高考語文（河南卷）現代文閱讀試題，是一篇關於宋代金融與信用的短文，文章在娓娓道來中勾勒了宋代信用的形式、特點及其作用。其實，在中國古代金融發展史上，宋代金融及其信用具有承前啟後的地位，它一方面續寫著中國古代金融發展的新篇，推動著社會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給後人留下了諸多深刻教訓。

幣制的整頓

唐滅亡後，中國陷入半個多世紀的五代十國分裂時期，五代政權都以正統自居，因而都鑄造自己的貨幣，十國中的前蜀、楚、閩、南漢、後蜀、南唐也都曾發行貨幣，鑄有銅錢、鐵錢、鉛錫錢等，其中以鐵錢為多，加上民間私鑄惡錢屢禁不止，因而這一時期的貨幣幣材低劣、幣種多樣、幣值波動不定，流通具有割據性、封閉性。政權的林立導致貨幣制度各自為政，用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十分混亂，就像回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因而是中國古代貨幣制度的倒退。

北宋政權建立後，就著手對貨幣進行整頓，嚴禁私鑄錢和劣幣流通。《宋史》載，太祖時，「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公式錢，悉禁之。詔到，限一月送官。限滿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鑄者皆棄市」。太宗時又下詔：「察民私鑄及銷熔好錢作薄惡錢者，並棄市；輒以新惡錢與蠻人博易者，抵罪。」整頓的結果是，除川、陝外，銅錢成為全國多地使用的貨幣，傳統的銅本位幣制再度確立。到真宗年間，銅幣逐步取代了五代時的舊幣。

為此，朝廷還規定了銅錢的配料和重量，各時期有所不同。如真宗景德年間，朝廷規定的銅錢鑄造標準是，每貫（即1000文）用銅3斤10兩、鉛1斤8兩、錫8兩。

宋代的鑄幣機構，依唐舊制，也稱錢監，分布於全國各地。因鑄錢的幣材不同，有鐵錢監、銅錢監兩大類，其中主要是銅錢監。

為保持對銅錢的絕對控制權，朝廷實行「銅禁」政策，國家壟斷銅礦的開采及冶煉，同時禁止民間儲存銅錢或銅器，犯「銅禁」者嚴懲；在對外經濟關系中，阻止銅錢外流。但是，由於以上政策收效有限，加之貨幣流通量的增加、銅錢的外流、民間的窖藏等原因，最終還是引發了聞名於歷史的「錢荒」。對此《宋史》載：「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

至於貴金屬金銀，其目的本不在日常交易流通，而是作為財富貯藏和大宗的支付手段。太祖開寶四年（971年），朝廷就宣布禁止偽造黃金白銀。政府將金銀鑄成金銀鋌，作為財富的代表而貯藏起來，鑄造的金銀錢則主要用於賞賜和喜慶。在對外貿易和與西夏、遼的關系中更是大量使用白銀和絹帛。

北宋的交子

貨幣的本質是一般等價物，它的產生就是為了方便商品的交換。北宋時期，四川地區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這是宋代貨幣成就的最大亮點。它的出現當然有其必然性。

北宋開國前後，四川普遍使用的是鐵錢，真宗景德年間還鑄造有大鐵錢。鐵錢體重大而價值小，「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在這樣的背景下，「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可見鐵錢自身的缺陷是「交子」產生的直接原因。

交子成為紙幣有一個過程。最初交子是蜀地商人私自印行，屬「私交子」，結果導致「奸弊百出，獄訟滋多」。以治蜀著稱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張詠（字復之）進行整頓，令16家富戶「連保作交子」「同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秘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張詠也因之有了中國「交子之父」的說法。這時的交子，實際上是一種信用憑證，也可以說是一種代金券。交子出現後，因為隨時可以變現，方便了交易，但隨之也出現一個問題，那就是富戶中有的「資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形勢逼迫著交子必須升格，由私人信用上升為政府信用。

天聖元年（1023年），時擔任益州轉運使的薛田、張若谷上奏朝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從其議」。益州交子務在成都設立，次年開始發行交子，自此交子作為官方法定的貨幣正式發行流通，此為「官交子」。其面值最初為1貫到10貫，共10種。仁宗寶元二年（1039年）起改為5貫和10貫兩種。

交子還有一個別稱，叫做「楮幣」或「楮券」。據《宋史》載：「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權以楮券。」這是因為印刷交子使用的是楮紙，一種用楮樹皮為材料製造的紙張，而成都造紙業發達，楮紙製造精良，故用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戴蒙知綿州，又請求朝廷「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交子的印製過程。

南宋的會子

會子原產生於北宋，有寄附會子、鉛錫會子、錢會子、合同會子等多種，這里的「會」是兌、取之意，因此會子是一種有價證券或領取錢物的憑證，並非紙幣。南宋初，都城臨安民間也自發產生了便錢會子，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年），錢端禮知臨安府，「命臨安府印造會子，許於城內外與銅錢並行……東南用會子自此始」。自此，會子的發行權收歸政府，會子作為南宋紙幣正式誕生。後錢端禮任戶部侍郎，會子由戶部接辦。紹興三十一年（1162年），設立「行在會子務」（後更名為「行在會子庫」。行在，天子所在之地）發行會子，有1貫、2貫、3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會子。因發行機關為行在會子務、會子庫，故會子稱「行在會子」，又因為主要在東南流通，故又稱「東南會子」。乾道四年（1168年），會子立界限額發行，「三年立為一界，界以一千萬緡為額」。

會子流通之初，由於有10萬緡銅錢作準備金，會子幣值堅挺。孝宗乾道以後，因宋金交戰，軍費開支不斷增加，加上開始不設界發行兌換，發行額大增，會子一度貶值，對此辛棄疾曾上疏：「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宋金議和後，朝廷進行整頓，孝宗年間，定三年為一界，每界以一千萬貫為額﹐隨界以新換舊﹐會子的幣值一直穩定。光宗紹熙年間以後，為籌措軍費，會子發行量猛增，會子不斷貶值。到理宗末年，惡性通脹愈演愈烈，兩百貫會子買不了一雙草鞋，幾乎是一文不值，南宋的貨幣體系全面崩潰。對此，學者許衡曾批評說「無義為甚」。學者高斯得也說：「嗚呼！造幣以立國，不計其末流剝爛糜滅之害，而苟然以救目前之急，是飲鴆以止渴也。」

南宋的會子還有地方版，主要有湖廣會子、兩淮會子、銀會子、鐵錢會子等。理宗寶公式四年（1256年），朝廷改錢引為四川會子，直至宋亡。

錢引與關子

紙幣的發行量是有限度的，過度發行必然引發通貨膨脹，紙幣貶值。最初交子發行，以兩年為一界，界滿換發新交子，幣值穩定。王安石變法後，貨幣需求量大增，加上西北邊境軍需開支，加劇了北宋錢荒。政府一方面增鑄銅錢，另一方面，自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開始，交子兩界並行流通。哲宗紹聖年間，交子「每歲書放亦無定數」，政府對於交子的發行已經開始失控。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發行42界交子，發行量有兩萬四百多萬貫，相當於仁宗天聖年間的20多倍，交子陷於惡性膨脹。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改「交子」為「錢引」，改「交子務」為「錢引務」，「令諸路更用錢引……時錢引通行諸路」。大觀元年（1107年），「詔改四川交子為錢引」。由於發行隨意，錢引繼續貶值。南宋時，錢引繼續流通，仍以兩年為一界（後改為三年一界），發行量也繼續增加，「增引日多，莫能禁止」，以至於「楮券日輕，民生流離，物價踴貴，遂至事無可為」。交子與錢引淪為政府攫取社會財富、彌補巨額財政赤字的工具，其結果必然是貨幣體系的全面崩潰。

南宋時期，還有一種稱為「關子」（後稱「見錢關子」）的紙幣，最初由戶部於高宗紹興元年（1131年）發行。其原因是婺州（今浙江金華）屯兵，需運軍費，而都城臨安「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搬」，於是詔令戶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榷貨務請錢……有偽造者，依川錢引抵罪」。關子的持有者可以到榷貨務兌換現錢，這實際上是一種官營匯兌。關子發行後，因為准備金充足，並可以隨時兌現，所以信譽較高。紹興五年（1135年），朝廷要求民間「依見緡用」（緡：1000文銅錢穿成一串叫1緡），關子遂成為紙幣。後來還發行有「銅錢關子」「金銀關子」以及湖廣關子、淮西關子、隨州關子等。

為保證關子的信用，紹興六年（1136年），朝廷規定關子「聽民間從便使用，即不得輒有減落。如有妄說事端、賤價兌買之人，主賞錢五百貫，許諸邑人陳告，其犯人取旨從重斷罪」。詔令關子不許私自貶值、賤價收兌，以保護關子作為貨幣的流通。到了南宋末年，財政困難，賈似道當權，乘理宗病危之機，發行金銀見錢關子，物價急劇上漲。南宋亡後，關子與會子皆成為歷史。

宋代的金融(下)

鄧高峰

兩宋金融機構

今天的金融機構，按地位和功能不同，分為銀行和非銀行（如保險、證券、信託等）兩種。以此參照，在宋代的金融機構體系中，交子務、會子務可分別稱為北宋和南宋的「銀行」。因為如前所述，交子務是北宋掌管紙幣印刷、發行事務的機關，會子務（會子庫）則掌管南宋紙幣的印刷、發行。除此之外，兩宋的其他金融機構主要還有：

1.便錢務：宋代朝廷為了增加京師的銅錢儲量以及滿足市場的大量需求，根據唐代飛錢辦法，實行便換，稱為便錢。太祖開寶三年（970年），京師設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者詣務陳牒，即日輦至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凡商人齎券至，當日給付，不得住滯，違者科罰」。也就是說，商人把錢納入左藏庫，得到取款憑證「券」，然後到經商的州縣領錢，並且朝廷有信用的保證。這里的券相當於現在的定額支票。商人攜帶這種「支票」免去了攜帶大量現金進行交易的麻煩，因此便換制度促進了經濟發展。

2.榷貨務：我國自古以來，多數朝代都實行禁榷制度，政府對重要商品如鹽、鐵、酒、茶、香料等實行壟斷經營。宋代也如此，並且由於「三冗」（冗官、冗軍、冗費）和外患的原因而得到強化。作為宋代的財經和金融機構，榷貨務最早設立於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在京師和地方均有設立。除了在專賣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外，榷貨務還承擔了不少金融職能，概而言之有便錢，即現金匯兌。如景德三年（1006年），詔令：「客旅見錢往州軍使用者，止約赴榷貨務便納，不得私下便換。」這是榷貨務經營便錢的最早記載。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因婺州屯兵，「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執關子於榷貨務請錢」。在貨幣的兌換與回籠方面，徽宗時期，錢引取代交子後，手持交子者須到榷貨務買鈔所兌換錢引。南宋高宗和孝宗年間，榷貨務又承擔了回籠紙幣會子的功能。在政府收購糧草上，榷貨務還負責撥款給地方政府，或者兌付地方政府為賒買糧草所發的信用證券。熙寧三年（1070年），「河北緣邊，歲於榷貨務給緡(
錢) 三二百萬，以供便糴」。熙寧四年（1071年），「詔給榷貨務封樁銀十二萬七千兩、絹萬七千匹，赴陝西轉運司糴軍儲」。

3.市易司（務）：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市易法（王安石變法之一）頒布實施，據此東京設都市易司，後在一些邊境和重要城市設市易司或市易務：「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市易務貸款商賈平價收購市上滯銷的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年息兩分，可見其主要職責是平抑物價、以通貨財，限制大商人對市場的控制，因而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除此之外，市易務也可召人抵當借錢出息，提供信用。哲宗元公式元年（1086年）廢，紹聖四年（1097年）復置。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後再廢。

4.質庫：作為以財物作質押而進行借貸融資的一種方式，典當業也是一個古老的行業。兩宋城市尤其是東京和臨安，商品經濟發達，融資活躍，因而典當業十分紅火，官、民和寺院典當並行，並逐漸向專營發展。質庫就是從事典當業、進行押物放款收息的金融機構。民營質庫又稱「解庫」「典庫」，寺院開辦的質庫叫「長生庫」。《清明上河圖》中有一家懸掛「解」字招牌的店鋪即是典當鋪。《東京夢華錄》有「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的記載。南宋時民營質庫更加普遍，都城臨安「府第富豪之家質庫，城內外不下數十處，收解以千萬計」。官營質庫叫抵當所（抵當庫），神宗元豐四年（1081年）設立於京師，元豐七年（1084年）推行於諸路，屬官營借貸機構，主要職責是「掌以官錢聽民質取而濟其緩急」，也即是經營抵押貸款，因而已具有今天商業銀行的性質。王安石變法中的兩個關於政府的法令，市易法和青苗法，前者規定，百姓可以用田地、房產和其他貴重財產作抵押向政府借款，年息兩分，過期不贖納利息，每月罰錢2%。後者規定，每年春天，農民可用秋收作保證，向政府借款，利率兩分，期限半年，秋收後歸還。

5.金銀彩帛鋪：北宋東京有一條集中經營金銀、彩帛的街巷。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記載：「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南通一巷」是指向南通往一條巷子，「界身」是這條街巷的名字。這是個什麼地方？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這是個怎樣的地方？「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這里的交易規模怎樣？「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據此可以說，這里是北宋東京的金融一條街。因為北宋時期，金銀和彩帛都是價值的代表。開寶四年（971年），宋太祖就詔令：「禁偽造黃白金，募告者賞錢10萬。」至於彩帛（彩色絲織品），與銀一樣，是北宋朝廷輸遼、西夏的重要物資。

6.交引鋪：交引是官府發給商人的商貿憑證，由交引庫負責印發、收納。榷禁制度的推行，商人經營茶、鹽等，都需要先付出糧草或現錢，領取交引，再憑交引兌取現錢或政府專賣貨物。「雍熙後用兵，切於饋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因此宋代交引有茶交引、鹽交引、見錢交引多種，交引也成為一種有價證券。有些持有交引的人願意將它賣出，於是買賣交引的店鋪即交引鋪就應運而生了，其盈利當然來自於交引買賣的差價。南宋還誕生了金銀交引鋪，又稱「金銀鹽鈔引交易鋪」「金銀鈔引交易鋪」。據《夢粱錄》載，南宋都城臨安，「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街，兩行多是金銀鹽鈔引交易鋪」。由於交引買賣屬大宗交易，交引經營者財力雄厚，所以交引鋪里往往「前列金銀器皿及見錢，謂之看垛錢」。官巷南街可以說是南宋臨安的金融一條街。

7.檢校庫：這里的「檢校」是官府為遺孤查核、登記、保管財產，因而檢校庫就是代管戶絕沒官財產和官員的孤幼應獲得的父母遺產，其收益供被檢校戶的孤幼享用，類似於今天的信託機構。仁宗時期，朝廷專門在開封府設立檢校庫，到神宗時，檢校庫又以所保管的遺孤資產進行放貸，允許百姓從檢校庫貸款，所得利息收入用來補貼遺孤生活，於是檢校庫就有了融資的功能。

影響與教訓

兩宋時期，官方金融與民間金融共同發展，金融業務多種多樣，信用工具不斷創新，加上信用管理的制度化，因而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幣制的整頓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五代十國以來貨幣割據對經濟發展的阻礙；紙幣的產生及其流通解決了銅錢的短缺和鐵錢的不便，加上貨幣的兌換、信貸業務的推行，這無疑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借貸、抵押、檢校等業務的開展緩解了百姓的用錢難題，保證了生產的進行和生活的急需，也促進了社會優撫和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各種金融票據的發行和紙幣投放的增加也緩解了財政困難，增加了財政收入，等等。

但是，兩宋金融留給後人的教訓也是深刻的、多方面的。首先，紙幣發行、流通後，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反假幣。兩宋政府從精選用紙、印製復雜圖案文字、使用多重印押防偽、進行多色套印、使用銅版印刷、定期換界流通等方面加大防偽技術，同時通過頒布法令、嚴懲造偽、重獎舉報、失職追責等手段反假打假，但假幣一直不絕，特別是兩宋之交和南宋末年，偽造紙幣橫行，南宋理宗曾有「偽造之禁不嚴，真偽莫辨」的無奈。其中原因，除了不法之徒見利忘義、肆意妄為外，紙幣濫發導致用紙質量下降、拖延換界導致紙幣使用期限過長也是重要原因。因此，為了保證紙幣的信用，必須在不斷提高防偽技術和印刷質量的前提下，加強金融法治和金融文化建設。

其次，金融業的發達同時也伴隨著投機性、寄生性甚至是腐朽性的增加，貨幣兌換、典當抵押、高利貸的發放，無不存在著盤剝甚至是商業欺詐，這對社會弱勢群體如農民、小生產者、小商人等非常不利。《宋會要輯稿·食貨》記載，在神宗年間，贊同王安石變法的人曾言：「人之睏乏，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並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貸者常苦不得。」即便是新法推行後，由於官吏舞弊等原因，執行的實際情況也不理想，對此蘇轍曾言：「以錢貨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為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因此，在發展金融業的同時，一定要注意對弱勢群體的照顧。

當然，兩宋金融留給後人最深刻的教訓當是由於紙幣發行的無序和無度而導致的信用危機以及幣制與經濟的崩潰。特別是兩宋末年，面對龐大的軍需開支和嚴重的財政危機，兩宋政府往往通過濫發紙幣來轉嫁危機，加上發行准備金嚴重不足，因而導致了兩宋紙幣的巨額發行和政府對通脹的束手無策，其結果當然是經濟的崩潰和人民生活的災難，也動搖了自身政治統治的基礎，加速了政權的覆滅。這告訴我們，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一定要按照商品經濟的客觀規律辦事，對於金融，必須科學管理，做好對其風險的評估與管控。

引自：汴梁晚報

F. 宋朝取得了怎樣的經濟科學成就

經濟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南宋時期對南方的開發，促成江南地區成為經濟文化中心。
農業
宋代大興水利，大面積開荒，又注重農具改進，農業發展迅速。許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現，例如梯田（在山區出現）、淤田（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邊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鋪泥成地）等。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積。至道二年（996年），全國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兩百餘頃。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萬七千五百餘頃。各種新的農具在宋朝出現,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新工具的出現也讓農作物產量大幅成長。一般農田每年可畝收一石，江浙地區一年可達到二至三石。北宋時宋真宗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分給江淮兩浙，就是後來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黃秈米[1]。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業發展迅速。一些北方農作物粟、麥、黍、豆來到南方。棉花盛行種植於閩、廣地區。茶葉遍及今蘇、浙、皖、閩、贛、鄂、湘、川等地。種桑養蠶和麻的地區也在增加。南宋時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蘇州）為代表，有「蘇湖熟，天下足」（指蘇州和湖州）或「蘇常熟，天下足」（指蘇州和常州）之稱。甘蔗種植遍布蘇、浙、閩、廣、等省[2]，糖已經成廣泛使用的食品，出現世界上第一部關於制塘術的專著：王灼著《糖霜譜》[3]。
手工業
宋朝哥窯——米色釉貫耳瓶北宋的主要礦產包括金、銀、銅、鐵、鉛、錫、煤等。北宋時期金屬礦藏達到 宋朝哥窯——米色釉貫耳瓶兩百七十餘處，較唐朝增加一百餘處。仁宗時期，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廿一萬九千多兩、銅五百多萬斤、鐵七百廿四萬斤，鉛九萬多斤、錫卅三萬斤。
宋朝的絲、麻、毛紡織業都非常發達。西北地方流行毛織業，四川、山西、廣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織業非常發達。到了南宋時期，廣東雷州半島地區和廣西南部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兩浙和川蜀地區絲織業最發達。宋朝政府還在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設立織錦院，也就是官辦的絲織作坊。而相關的印染業也因此發達起來。
宋朝官窯、民窯遍布全國。時有河北曲陽定窯、河南汝州汝窯、禹州的鈞窯、開封官窯、浙江龍泉哥弟窯、江西景德鎮景德窯、福建建陽建窯等七大名瓷窯，和分布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南洋、印度、中西亞等地區。其中鈞瓷以神奇的窯變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產量而位居宋瓷之冠。
宋朝時期，主要的造紙材料包括絲、竹、藤、麻、麥稈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紙產地。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麻紙、竹紙，安徽的凝霜、澄心紙、粟紙，浙江的藤紙等都聞名於世。甚至還有紙被、紙衣、紙甲等。紙張的大量生產與活字印刷術為印刷業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宋朝的印刷業分三大系統，官刻系統的國子監所刻的書被稱為監本，而民間書坊所刻的書被稱為坊本，士紳家庭自己刻印的書籍屬於私刻系統。東京、臨安、眉山、建陽、廣都等都是當時的印刷業中心。當時坊刻書中以浙江最好，稱浙本，四川次之，稱蜀本。福建的刻書以量取勝，稱建本，其中尤以建陽麻沙鎮最多，世稱麻沙本。社會上流行刻書的風氣。其中以臨安國子監所刻的書品質最好。宋朝的刻書以紙墨精良、版式疏朗、字體圓潤、做工考究、傳世稀少、價值連城而聞名於後世。
宋朝造船技術水平是當時世界之冠。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沉。隔水倉技術，經馬可·波羅介紹，傳入歐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廠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區。虔州、吉州、溫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時期，全國每年造船達到三千三百餘艘。到了南宋，由於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達，造船業發展更快。臨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寧府，今南京）、平江府（蘇州）、揚州、湖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等成為新的造船中心。廣州製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仗，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南宋時代還出現了車船、飛虎戰船等新式戰艦。
金融商業
宋朝商業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白銀。太宗時期，每年鑄幣八十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六百餘萬貫。由於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銅錢、白銀外流，造成硬通貨短缺。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仁宗後改歸官辦，並定期限額發行。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並擴大流通領域。南宋於1160年(高宗紹興三十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只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幹道五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
會子危機
會子第一界會子的發行額僅三百萬貫。到幹道四年僅七年的時間，發行額增加到七百萬貫。之後固定在一千萬貫。盡管會子的加印與隆興北伐有關，但是由於作為本位的金屬貨幣沒有相應追加，幣值 會子增長指數已經達到300%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會子發行額增加六十五倍。會子雖與銅錢可自由兌換，但由於會子不斷貶值，兩者匯率也急遽走低。寧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會子同時流通後，會子之多猶如決堤之水，物價飛漲猶如脫韁野馬，出現了會子擠兌銅錢的現象。嘉定二年，會子換界。政府規定新舊會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兌換，同時嚴禁不按比例兌換會子，否則抄家，並鼓勵打小報告互相揭發。這無異於宣布會子已經信用破產。但是這依然沒能阻止拒收會子的風潮，會子也進一步貶值。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社會無論中下層都損失慘重。迫不得已，政府發還抄沒的家產，並籌措一千四百萬貫來回收舊會子。嘉定五年後危機才漸漸平息。從此之後，會子換界已無法正常進行。政府一旦發生財政危機，就會以濫印鈔票飲鴆止渴。理宗親政後，由於十六及十七界會子數量巨大，險些再度造成通貨膨脹。端平入洛之後，會子與銅錢的匯率從端平初年暴跌廿五個百分點。十八界會子發行量更加大。米價漲到每斗三貫四百文，是孝宗年間的十一倍。淳祐七年，理宗頒詔，十七、十八界會子永遠使用。希望藉此來抑制物價上漲。但是兩百文的十八界會子卻連一雙草鞋都買不到，會子已與廢紙無異。景定五年，賈似道規定十七界會子須在一月之內全部換成十八界會子，並將會子改為「金銀見錢關子」，宣布關子與會子的兌換比例為一比三。結果通貨膨脹更惡性發作。
海外貿易
由於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朝時期全國僅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宋朝先後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今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4]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朝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佔大宗。元豐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立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現在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里、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5]。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6]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 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南宋紹興（ 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佔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
南宋時期，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葯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參、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
衣食住行等習俗變化
衣：崇尚節儉——奢侈之風盛行。
食：北宋肉類以羊肉為多——南宋羊肉價格高，一般人吃不起。
住：百姓住房較為簡陋，稍稍富裕點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結合。
行：牛車——騾子——乘轎。
南宋官員衛生間水準不輸寫字樓
閑翻《南宋館閣錄》，南宋官員的工作條件更是了得，秘書省還設有浴室呢：「國史日歷所在道山堂之東，北一間為澡圊、過道。」注文進一步說明：「內設澡室並手巾、水盆，後為圊。儀鸞司掌灑掃，廁板不得污穢，凈紙不得狼藉，水盆不得停滓，手巾不得積垢，平地不得濕爛。」
南宋以杭州為首都，江南濕熱且水源豐富，因此社會上下都有愛洗澡的習慣，臨安城裡營利性的澡堂就很多，以至形成了獨立的一個行業———「香水行」（《都城紀勝》）。至於私人在家中洗澡更是普遍而平常的事情，特別是夏天不停出汗，一天里至少要浴身一次。宋詞中，美滋滋形容夏日「晚浴」後心身舒爽狀態的妙句比比皆是。因此，官署中設澡堂也不過是社會普遍風氣的反映，原不足怪。
更有意思的一點，在這里，是前為浴室、後為廁所（「圊」），方便之後洗手用的水盆、毛巾是安置在浴室里，官員們如廁之後，要到浴室里完成洗手的程序，如此的空間安排，居然與現代居室當中的衛生間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啊！
專門配備水盆、手巾在廁所旁邊的浴室里，也說明，當時的人，至少有教養階層的人，有便後洗手的習慣———實際上這一習慣早在晉代就已確立。「凈紙不得狼藉」更說明當時普遍地以紙來拭穢，而且，廁所里總是整齊地備有「凈紙」供前來的人使用，這樣的衛生觀念擱到今天也不落後啊。管理規則也清楚而嚴格，要求「儀鸞司」的雜工隨時維持「衛生間」的清潔，不許懈怠：浴室里，官員洗澡之後，地面上不得留有積水、泥污；廁所里，坑位兩旁的木板不得殘留屎尿穢跡；凈紙被如廁人碰亂之後，也要隨時重新碼放整齊；當時，洗手會使用有去污效力的澡豆，因此，用過的水盆里就會有澡豆末的沉滓，必須立刻換為清水；擦手巾一旦弄臟，也要即刻更換。這簡直趕上今日寫字樓里的衛生管理了嘛！ 科技兩宋時期，在整個社會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推動之下，科學技術也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兩宋的科技成就，不僅成為我國古代科學技術史上的一個高峰，而且在當時的世界范圍內也居於領先地位。別的且不說，就對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影響的我國古代四大發明，其中的三項—活字印刷、火 葯、指南針—就是在兩宋時期完成或開始應用的。講到兩宋科學技術時，人們還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夢溪筆談》。如李約瑟博士把沈括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夢溪筆談》則是「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
然而，在兩宋時期的科學技術成就，決不僅僅是三大發明，沈括及其《夢溪筆談》。如數學方面，兩宋時期可謂在中國古代以籌算為主要計算工具的傳統數學的發展過程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許多方面都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這些成就都遠遠超過了同時代的歐洲。如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比西方早了近800年，多元高次方程組解法和一次同餘式的解法要比西方早500餘年，高次有限差分法要比西方早400餘年等等。賈憲、秦九韶、楊輝等數學家，堪稱中國數學發展史上的傑出代表人物。至於天文、物理、化學等等，兩宋的成就也令人矚目。

G. 宋代的金融革命是指

金融革命：在四川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

H. 宋代金融創新的表現和推動其創新的因素

出現原因：宋代商業繁榮，市場經濟快速發展
交子，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紙幣，最早出現於四川地區，發行於北宋前期（1023年)的成都。
最初的交子實際上是一種存款憑證。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了為不便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金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戶」。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數額填寫在用楮紙製作的紙卷上，再交還存款人，並收取一定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交子。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交子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兌換交子的交子鋪，並在各地設分鋪。由於鋪戶恪守信用，隨到隨取，交子逐漸贏得了很高的信譽。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也越來越多的直接用交子來支付貨款。後來交子鋪戶在經營中發現，只動用部分存款，並不會危及交子信譽，於是他們便開始印刷有統一面額和格式的交子，作為一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行。正是這一步步的發展，使得「交子」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特性，真正了成為的紙幣。

I. 宋朝的經濟為什麼十分發達

1.戰爭多發生在邊界地區，持續時間都大多不長，對經濟影響不大；
2.宋代經濟體制十分先進，是中國最早使用紙幣等金融工具的朝代，這就不會因為缺少造幣用的貴重金屬所帶來的通貨緊縮，繁榮了市場經濟；
3.宋代的文武分治，行政體制比較先進，文官制度比較成功，特別是文官中涌現了一批懂金融的天才，這對經濟發展極為有利。

J. 宋朝的經濟發展狀況

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

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宋代對南方大規模的開發，促成經濟中心南移。

(10)宋朝金融擴展閱讀：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達到了封建社會的巔峰。

北宋時期，農業生產技術以及推廣有很大的發展。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發現成組的鐵制農具，如犁、耬、耙、鋤、鐮等，其中耙、鋤等中耕農具較多，表明了農民對精耕細作的重視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農民還很注意積肥和施肥。他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認識到，土壤的性質不同，應施用不同的糞肥。

所謂「用糞如用葯」。當時對作物栽種的深淺疏密與產量高低的關系，也有所認識。禾譜、農器譜、農書、蠶書等農業生產知識的專著，紛紛出現，反映了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

北宋時期，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當時，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產技術發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

紡織水平的提高北宋紡織業仍以絲織業佔主要地位。北宋時，絲織業逐漸形成江浙和四川兩個中心。

北宋時期還產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北宋建立後，四川地區長期使用鐵錢，因鐵錢重，攜帶不方便，公元10世紀末葉，成都市場上遂出現所謂「交子鋪」，發行紙幣「交子」，代替鐵錢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