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繼偉財政加杠桿

① 決策者說 樓繼偉 中所涉及到的財政名詞有哪些

財政收入 赤字 中央支出 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 財政支出 財政預算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公共財政 企業的虧增補貼 財政能力 GDP 准公共性 三農方面的支出 預算管理體制改革 部門預算 自由裁量權 收支兩條線 行政事業性收費 罰沒收入 預算管理 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 事業預算 基本建設預算 行政經費 基本支出 公共系統 政府收支分類 審計監督 稅制 轉移支付 分稅制 公共服務水平 戰略性的資源 一般轉移支付 專項轉移支付 稅收返還 三獎一補 貨幣政策 征管能力 結構性過熱

一個問題跨了三年 實在太慘了～～～希望老師以後還考這個吧～

② 居民加杠桿買房還有很大空間是什麼意思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政府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政府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政府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政府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政府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政府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政府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政府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政府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政府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政府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政府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政府，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政府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政府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

③ 樓繼偉提出的現代財配製度與之前有什麼不同

樓繼偉：改革的一大著眼點是改進年度預算控制方式，預算編制和審查的重點由現在的收支平衡狀態更多向支出預算和政策轉變。這一重大轉變帶來的變化很多。稅收將不再是預算確定的任務，而是轉為預期目標。預算審批的核心如果是收支平衡，為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完成稅收任務，否則就會擴大赤字。這一方式很容易帶來預算執行「順周期」問題：經濟較熱時，完成稅收任務比較容易，財稅部門傾向於少收點，民間錢越多，經濟就越熱；經濟偏冷時，財稅部門為完成稅收任務傾向於多收點，就會收「過頭稅」，民間錢少了，經濟就更冷。預算審批重點轉向支出政策，收入預算從約束性任務轉向預期性，意味著更多強調依法征稅，應收盡收，不收「過頭稅」。
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帶來的另一大變化是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一方面是建立跨年度彌補超預算赤字的機制，另一方面是建立中長期重大事項科學論證的機制；抓緊研究實行中期財政規劃管理，強化其對年度預算的約束性，增強財政政策的前瞻性和財政的可持續性。
此外，改進預算管理制度也將推進預算的公開透明。目前預算公開的一般是收支情況，下一步將更多推進政策公開，讓公眾更好地了解預算。
問：《決定》提出，要清理規范重點支出同財政收支增幅或生產總值掛鉤事項，一般不採取掛鉤方式。這一要求是基於什麼考慮提出的？
樓繼偉：這是解決當前預算管理中存在突出問題的重大舉措。我國目前與財政收支增幅或GDP掛鉤的重點支出涉及農業、教育、文化、科技、社保等7大類。2012年僅財政安排的上述7類重點支出就佔全國財政支出的48％。支出掛鉤機制在特定發展階段為促進上述領域的事業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帶來財政支出結構固化僵化，加大政府統籌安排財力的難度，全國財政從中央到縣四級都要求掛鉤，不符合社會事業發展規律，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程度不同，強項、弱項也不同，不同發展階段的重點也不一樣，掛鉤制度往往使財政預算安排脫離實際，也容易引發攀比，同時也是造成專項轉移支付過多、資金投入重復低效的重要原因。
完善稅收制度保持宏觀稅負總體穩定
問：稅收制度是國家財政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決定》提出完善稅收制度，下一步將重點推進哪些稅制改革？
樓繼偉：根據全會要求，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推進稅制改革的方向是，根據「五位一體」總布局、總要求，在保持宏觀稅負總體穩定的基礎上，充分發揮稅收籌集財政收入、調節分配、促進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的職能作用，加快形成有利於科學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體系，更大程度、更大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我國目前正在推進的一項重大改革是營改增。從增值稅角度看，也是增值稅的轉型和擴圍，轉型就是從過去的生產型增值稅變為消費型增值稅，擴圍就是將增值稅引入服務業，建立符合產業發展規律、規范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清除重復征稅問題。
下一步還將推進消費稅改革，調整消費稅徵收范圍、環節、稅率，進一步發揮消費稅對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的調節力度。《決定》還提出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其中包括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下一步，房產稅改革方向是減少房產建設和交易環節稅費，增加保有環節稅收，配套推進清費立稅。
問：過去一些地方為招商引資出台各種稅收優惠政策，此次《決定》明確提出，要加強對稅收優惠特別是區域稅收優惠政策的規范管理。此舉初衷是什麼？將如何清理？
樓繼偉：當前，我國稅收優惠政策尤其是區域優惠政策過多過濫。據統計，已經出台實施的區域稅收優惠政策共有30項，還有一些正在申請的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項目。同時，一些地方政府和財稅部門執法不嚴，通過稅收返還等方式變相減免稅，製造「稅收窪地」，嚴重影響了國家稅制規范和市場公平競爭，必須下大力氣清理整頓。
下一步，要清理已經出台的稅收優惠政策，對執行到期的應徹底終止不再延續，對未到期限的要明確政策終止的過渡期，對帶有試點性質且具有推廣價值的，應盡快轉化為普惠制，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區域發展規劃應與稅收優惠政策脫鉤，今後原則上不再出台新的區域稅收優惠政策，稅收優惠政策統一由專門稅收法律法規規定。同時，嚴格禁止各種越權稅收減免。
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
問：事權劃分是現代財政制度有效運轉的重要前提。《決定》提出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如何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
樓繼偉：目前，我國中央地方政府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規范，一些應由中央負責的事務交給了地方，一些適宜地方負責的事務，中央承擔了較多支出責任，中央和地方職責交叉重疊、共同管理事項較多。這種格局造成目前中央財政本級支出只佔全國總支出的15％，地方實際支出佔到85％。中央直接管理的事務太少，大量交給地方管理，又通過大量專項轉移支付補助地方，客觀上會不同程度干預地方事權，地方也無動力做好本不適於地方承擔的事務。
根據《決定》，改革的方向就是在合理劃分中央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基礎上，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減少委託事務，中央和地方按規定分擔支出責任。同時，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調節上下級政府、不同地區之間的財力分配，補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權存在的財力缺口，實現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
而對於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是否會改變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分配格局問題，《決定》也明確提出，將「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結合稅制改革，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

④ 適度引導居民部門加杠桿有多重好處

你可以參考一下！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⑤ 如何理解樓繼偉提出的現代財稅制度

樓部長在前些天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年會中發表了關於財稅制度改革的講話，他重點提到了以下兩點：

1、印花稅

他表示，印花稅詬病很大，這個稅的高低並不影響市場有多大的投機性，稅高時候市場照樣投機，所以財政部倒不太願意用這個稅。

2、房地產稅

他還表示，地方稅收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房地產稅，財政部將積極配合全國人大關於加快房地產稅立法進程的工作。此外，他還強調，地方政府發債需要嚴格控制。

⑥ 樓繼偉如何談中美貿易戰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在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組織的「2018中美圓桌研討會」上，對中美的貿易摩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樓繼偉認為，美國貿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貿易問題的根源是美國的政策選擇；在現行體制下，美國已經優先了，想「贏者通吃」是不現實的；中國已經全面履行了入世承諾並且超越承諾，擴大了開放；貿易戰會對美國自身的利益造成損害；對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溫良恭儉讓；歐洲和日本休想搭中美貿易摩擦的便車。

首先，理論上美國現政府是站不住腳的，而且會對自己的利益造成損害。巨額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儲蓄率過低和財政赤字過大，在濫用發鈔國的特權。同時，又藉此將國內視線引向國際，是民粹主義炒作。

其次，美國應當擁抱全球化，包括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國際議程。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當然也會造成結構性失業和收入分配不公，這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和政策解決。中國也面臨同樣的難題。比較優勢的轉移，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製造業轉移到海外，工作崗位流失，特別是農業轉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們正在通過一系列結構性改革和政策解決這個問題。目前中國經常賬戶順差佔GDP的比例不足1.5%，貨物貿易順差佔比只有3%左右。這個比重在過去五年大致穩定，而同期消費貢獻率已從54.9%上升到58.8%，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從45.3%上升到51.6%，說明中國經濟更多依靠內需，而且在依靠內需中減少了對投資的依賴。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中國現在就這么在做。

最後，美國應當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講道理。如果動輒訴諸貿易戰或使用大棒，對中國是無效的，而且也是無禮的。一方面要求中國更為市場化，一方面又用計劃經濟下達指標的方式，要求中國壓減對美1000億美元順差。中國已經越來越淡化增長數量指標，比如GDP的增長率過去是計劃增長的，後來改成預期，並且預期的語氣越來越弱，從要求增長預期7%以上，然後改為6.5%和7%之間，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又調整為預期6.5%左右，轉而更強調失業率指標，降低失業率，擴大就業。

美國還用了一個所謂的「鏡像關稅」，這也不符合常識。舉的例子是中國對汽車進口收了25%的稅，而美國的稅率非常低，應該如同鏡子兩邊一模一樣才對，這是完全不顧發展階段的差距。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關稅水平已經低於巴西等同等發展中國家，甚至低於韓國，韓國可不是發展中國家。美國如果搞鏡像稅，可以同德國、日本去鏡像，不要同中國。這個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說，美國有些做法確實沒有道理。中國人的看法，對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溫良恭儉讓。應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孫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國逼迫中國違反入世承諾，那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只能以牙還牙。

知識產權問題與特里芬悖論無關，對雙方最重要，可以坐下來談，以消除誤解，達成共識。美國方面認為中國政府幹預了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運營，限制了美國企業談判權利等。我理解美國方面的想法。對技術轉移的問題，中國方面是這么認為，美國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聯合盟友封鎖對中國的技術出口。一方面，美國包括西方在中國巨大的市場上獲取利潤，一方面不轉移技術，甚至中美合資企業中的技術也要從美國的母公司去購買，不斷地付費，知識產權不斷地付費是不公平的。美國財政部牽頭的外資審查委員會的規則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中國的產品甚至含有中國股份的美國企業法人的產品，在美國受到了不平等的對待，我也就此做過很多的磋商。美國用國內法高於國際規則而直接干預別國，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看法，保護知識產權是中國內在的需求，否則我們就無法建立信用社會並取得技術進步。這方面中國的進步是巨大的，美國人也觀察得到，但為什麼不說？據統計，外國公司在中國提起的專利侵權案的訴訟，勝訴率已經達到了80%。國家規定的賠償額度從以前的1萬到100萬，提高到10萬到500萬，還成立了三家知識產權法院。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又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將與保護知識產權的相關職能整合在一起，有利於解決知識產權保護取證難、周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的問題，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機構改革任務。

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取得的明顯進展，但也仍有一些難題沒有解決。比如知識產權法院專業性不足，有地方保護傾向等，美國的301調查報告也講到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國家治理體制上的問題。為什麼搞成這樣？也是因為我們沒有經驗，還在探索，我認為應該走得再快一點。我在財長任內曾經推動解決了一些問題，使得中美雙方在經濟關繫上都更為公平，特別是在中國方面還促進了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們可以雙贏，但是要有意願。

總結發言：

第一，我作為經濟學家，又曾經是政府官員，與美國政府方面溝通很多，中美還是應該通過協商解決問題。我們是非常尊重美國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鑒美國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國人打交道時，深深地感受到他們有優越感，但美國人的優點是，你只要給他把道理講清楚了，你比他還明白，他就服你，他就接受。但是不能威脅，不能要求中國立刻消除1000億美元順差。美國曾經這樣威脅過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對中國是無效的。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談判上，這一點我們可以做到。

第二，其他國家怎麼看？大家怎麼看現在的中美關系？美國人民對特朗普總統從開始的不習慣到逐步習慣，但是不見得心裡都很習慣。歐洲、日本一開始也不習慣，現在慢慢習慣了，但還是不見得心裡習慣，不見得服氣。這就會形成一種心態，希望中國和美國打一打，壓一壓美國的氣焰。第二個心態，中美打了以後，大家預期貿易會更公平，知識產權會更公平。這是對的，但我想提醒歐洲、日本，你們別想搭便車，如果搭公平的車不叫便車，但是我們中美打起來你得好處那不行。比如，歐洲人對平台經濟是很有意見的，對Amazon、Facebook、Twitters、Google等加以處罰。如何打破新型壟斷，還沒有破解。這些平台很大一部分是美國的，現在中國也進來了。歐洲人希望打擊它們，希望對它們有一定擠壓。但是美國還專門說，平台經濟擴展下去成本會越來越低，中國人想搶美國人飯碗，不是這么回事，這點大家都明白，應當大家在一起尋求解決辦法。

最後，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問題我們自己很清楚。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我們在談判的時候應該互相理解，有些事情不是中國有意的。我們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對中國有好處，對美國也有好處，對全世界都有好處。

⑦ 財政部長樓繼偉為什麼還不退休

樓繼偉是1950年生人，省部級幹部65歲退休，2016年他到年齡，所以去了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

⑧ 樓繼偉憑什麼能當上財政部長

昨天的答記者問，簡直慘不忍睹。懷疑此人到底有沒有讀完過一本經濟書籍。

⑨ 如何看待前財政部長樓繼偉提出「現有 5G 技術很不成熟，數千億級 5G 投資找不到應用場景」這一觀點

他說的是事實，只不過是一部分事實，另一部分他沒說罷了。
中國移動的飛信比騰訊的微信出來的早，用戶量宣稱也上億，每年投資也好幾個億，為什麼後來做不下去了，飛信持續做下去你覺得會有什麼結果？
現有數千億的5G投資主要是指三大運營商的5G建網費用，三大運營商的建網費用靠什麼來回本，靠移動支付、靠高清直播、靠自動駕駛？這些是BAT的收入，是華為、小米、大疆等公司的收入，三大運營商只能是靠手機話費和手機流量費，再加上固定寬頻的月租來回本。所以完整的事實是：現有5G技術很不成熟（5G基站成熟了，運營商的5G創新收入方式不成熟，），數千億級5G投資找不到應用場景（谷歌有自己的5G應用產品、場景、生態；華為有5G應用產品、場景，在試圖建立自己的5G生態；阿里有自己的5G應用場景，也在建立自己的5G生態；三大運營商還沒找到自己的5G規模應用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