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李浩
㈠ 请哪位给我讲讲明末清初时的故事
康熙和赫舍里皇后的故事
一、 相 见 欢
大清康熙三年,朝中出了一件大事。
一向被先皇帝顺治尊为帝师的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被指妖言惑众、意图不轨,投入大狱候审。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人们纷纷猜测,四辅臣的这一举动,是否意味着顺治年间的一系列政策都要跟着变。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们密切的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叫杨光先的人,他是明朝的前任钦天监监正,一向与汤若望不和。清朝入关后,一直未受到重用。此次,他带着汤若望的十大罪状,一状告到了辅臣鳌拜那里,历数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洋传教士 不轨危害国家、诡立邪教煽惑愚民的罪行,并指出西洋历法的种种谬误,希望朝廷承认他的大统历才是正宗历法。鳌拜等人早就对汤若望和朝中汉官过从甚密心怀不满,因此便借机派人拘捕了汤若望等人犯。同时上奏朝廷,公开审理汤若望等人的谋逆大罪。
当时,康熙尚未亲政,朝政都由四大辅臣掌控。即使是这么重要的事,他们也只是依照惯例,简单的向孝庄太皇太后禀告。太皇太后表面上照准了他们审判汤若望的请求,心里却着实恼怒这些人无事生非。要知道,汤若望不仅是先皇的师友,更是太皇太后的救命恩人。四大辅臣如此不留情面,分明是借机试探太皇太后的态度。一旦这次让他们得逞,日后他们更要把持朝纲,目中无人。然而,皇帝尚在冲龄,朝中也确实需要人来理政。太皇太后一时别无他法,又不便正面干涉辅臣的举动,只好先任由他们审判汤若望,背地里再想其他办法。
慈宁宫暖阁,太皇太后正对着辅臣的奏折凝眸思索对策,十一岁的小皇帝康熙下课回来,向她请安。一见到孙子,太皇太后暂时忘却了烦恼,忙叫人端上来各式点心和奶茶,并吩咐苏嬷嬷替他洗脸更衣。“皇上,今天熊师傅教了什么功课呀?”太皇太后的义女和硕公主孔四贞打外间进来,和蔼的问。康熙眨眨眼,有些得意的说道:“孔姑姑,师傅教我念《资治通鉴》和《左传》了!”孔四贞点点头,道:“好样的!待会儿念给我听听。”太皇太后在一旁笑道:“只是这毛病始终改不过来,一说话总是我啊我的,你要自称朕知道吗?说了多少遍了。”年幼的康熙偏着小脑袋,道:“在臣子奴才面前自称朕是天子威严,以示至尊;在自家长辈面前,玄烨是晚辈,不敢以皇威自居。”孔四贞笑了,向太皇太后道:“皇额娘,这孩子这张嘴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咱们都说不过他!长大后必定能言善辩。”太皇太后也笑,慈爱的看着孙子,道:“玄烨啊,你要是真的长大了该多好!皇祖母也就不用这么操心了。”
康熙笑笑,拿起一大块鹅油松瓤酥饺就往嘴里塞。太皇太后笑着摇摇头,道:“慢点!小祖宗,又没人跟你抢。说是长大了,一看这吃相,还是个小孩子呀!”康熙这才不好意思的溜下炕,慢慢的把点心咽下去,接着又吃了一碗酥酪,喝了一大碗奶茶。他拿手绢儿擦擦嘴,道:“皇祖母,下午让我出去玩会儿好不好?索额图说带我和曹寅、福全哥哥去郊外放纸鸢。”他热切的望着祖母。太皇太后道:“去吧去吧,叫你舅舅佟国纲也跟着去护驾!不让你去回头又不安心读书。把惠珠也带着一起去吧!”康熙兴高采烈的找他的堂妹惠珠格格去了。惠珠格格是简亲王济度之女,早先由先皇端敬皇后收为养女,端敬皇后去世后便回到自家。不久,其父简亲王病逝,太皇太后就把她接到慈宁宫认做孙女。
康熙等人在索额图、佟国纲和一队大内侍卫的陪同下,来到了空旷的南苑猎场。索额图是御前一等侍卫,是四辅臣之首的索尼次子,精明能干,颇受小皇帝器重。这次随圣驾出宫,他应康熙要求,把自己的女儿桓若和侄女儿婉筠也带上了。婉筠也是当年端敬皇后的养女,比康熙略长半岁,和康熙等人都很熟悉。平时他们一年也难得见几次面,这次在宫外见到,特别的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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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欧弟的年收入大概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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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采纳
㈢ 晋商票号产生的历史原因、条件、特点、影响
1、原因:
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交通发达、国内外汇兑的客观需要。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
晋商票号出现在明末清初,先由山西颜料商人所创,平遥日升昌票号最著名业绩是“汇通天下”,异地汇兑成其所特有的业务,当然票号也同时兼经营存款、贷款、发行私贴等业务。其分号近百家,遍及全国以至新加坡、俄罗斯、日本、朝鲜等国。
2、条件:
明初晋商为明朝统治者在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
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3、特点:
晋商汇兑票据最有特色的是印章:抬头章、押数章、落地章、骑缝章,设计充满了浓厚的文化艺术色彩,既有防伪功能,又体现了山西古朴、厚重、率真的民风民俗。晋商票据边框多以票号名加饰以八仙、梅兰竹菊、宝鼎、聚宝盆为设计时尚。
如笔者所藏这张晋商于民国六年(1917年)三月十八日在山西婷县宏道分号发放的汇帖300文,设计图案色调为蓝色,边框为票号名和“暗八仙”(即八仙用的法器),金额用毛笔书写。印章6枚各具特色,最有趣的是用一套红财神赵公明像作为花押,生动有趣。
4、影响:
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
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
(3)金融界李浩扩展阅读:
晋商的文化代表:
乔家、渠家以及曹家都曾走过西口,塞外的风沙磨炼了他们不甘贫穷的意志与毅力,他们用自己饱含着汗水的业绩,衣锦荣归之后,给后人留下了这些雕梁画栋的宅院,和古色古香、风韵犹存、遍布城乡、数以千计的庭院建筑,而且给建筑学、晋商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直观资料。
占地8724平方米,6幢大院,20幢小院,共313间房屋组成,整体为“双喜”字布局,全院以一条平直的通道将6幢院分隔两旁,院中有院,院中有园,既重整体美感,又具局部特色,无不造型考究,匠心独用。
全院装饰木雕300余件,几乎每件都是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院内砖雕,俯仰可见。100个“寿”字组成的照壁,百字百样,方劲古拙,灵动纤秀。
㈣ 票号的意思
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商业资本转化而来的旧式信用机构。因票号多为山西人开设,又被称为"山西票号"或"西号"。山西票号以平遥、太谷、祁县三帮势力最大。票号产生的时间说法不一,通常认为是由清代山西商人雷履泰的天津日升昌颜料庄在道光初年演变而成。票号有合资、独资之分,股东负无限责任制,资本额较钱庄为大,自二三十万至四五十万两不等。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票号
时期
清代初年左右
本质
信用机构
起源地区
山西 平遥
首家
日升昌记
目录
1产生年代
2晋商首创的原因
3形成
4发展
5业务活动
6政府政策
7影响力
8理念领先
9衰落
折叠编辑本段产生年代
折叠清初说
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李自成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之后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折叠康熙朝说
李华教授认为:"山西票号在康熙年间早已产生,但在当时票号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会太多。"李华教授的根据有二:一是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又据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折叠乾嘉时期说
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称:"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
折叠道光初年说
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
笔者以为,会票(汇票)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顾炎武《日知录》称:"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所谓"飞钱",乃是异地取银钱的一种汇兑方式,起源时间约在唐宪宗时。当时商业发达,钱币携带不便,加之钱币缺乏,各地方又禁钱出境,各地在京师的商人,便将售货所得之钱,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等机关,或交各地设有联号的富商,由机关、商号发给半联票券,另半联寄往在各道有关机关、商号。商人回到本道后,合对票券取钱,此种票券即称"飞钱"。看来明末清初也有类似"飞钱"的会票,开始写作"会券",后来写成汇票,近人卫聚贤先生说:"汇票亦名会券。"(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到乾隆时,还出现了期票形式,据《清高宗实录》卷1068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山西商人张銮从新疆阿克苏贩运玉石到苏州发卖,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到达苏州,共卖得银128000余两,因犯禁被官府查禁,在船上"搜获现银仅二万四千余两,其会票期票所开,亦止四万六千余两"。(《清高宗实录》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由此可知,当时的会票制度已有了会票和期票之别。会票如前所述,是见票兑付的即期会票,期票则是签发会票后约定若干时日后而兑付的长期会票。会票种类的发展,说明汇兑业务在当时已有相当发展。但是从顾炎武《日知录》和这条史料所载,却未说明已有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在票号未出现前,由商号兼营汇兑业务是很正常的。那么,究竟何时出现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的票号呢?前述明末清初说是以相传为据,难以为凭。李华先生的康熙朝说,值得重视。但是从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号成立的近百年时间内,又难得见到有关票号活动的史料,有的只是有关会票的情况,而且《康熙南巡秘记》所载票号的具体活动较笼统。至于乾嘉说实为近人推测。道光初年说则史料比较丰富。在票号界对于日升昌票号为山西票号界鼻祖,一般没有多少异议。而且是从日升昌票号成立以后,众皆效尤,山西票号才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起来,最后成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笔者以为,李华先生所说的康熙朝说,暂且可以存疑。而道光初年说则是从产生到发展,具有连带性。所以,从山西票号作为专营汇兑业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山西票号在道光初年产生之说较为妥贴。关于日升昌票号,是由山西平遥达蒲村李氏开设。李氏原籍陕西汉中,元代仕官山西后,落户达蒲。据说,李氏经营颜料铺始于雍正年间。李氏在达蒲村没有制作颜料的作坊,而是在山西平遥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门外设有颜料商号。日升昌票号前身是李氏开办的西裕成颜料庄,嘉庆后期总经理是雷履泰。当时,发生了白莲教大起义,又因自然灾荒不断,社会很不安定。商号之间调运现银靠镖行保护,不仅费资费时,而且极不安全,雷氏就在所属商号间以会票代替运现,后来就兼营起汇兑业务,并把西格成颜料庄改组为专营汇兑的日升昌票号。取名为日升昌,是票号有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之意。今平遥县尚保存有日升昌当年的对联:
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
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
关于日升昌的成立时间,可能在道光初年。据嘉庆二十四年(1819)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重修仙翁庙碑记》捐银商号名单中,有西裕成颜料庄捐银 120两,名列榜首。(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重修仙翁庙碑记》,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到道光十八年(1838)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所立《颜料行会会馆碑记》捐助银两商号名单中已无西裕成颜料庄,(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颜料行会碑记》,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说明西裕成颜料庄此时已不复存在。嘉庆只有25年,也就是说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号只能发生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之后,道光十八年(1838)之前。又据道光八年(1828)江苏巡抚陶澍奏折称: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商人到苏州贩货,银达数百万两,"俱系会票往来"。(清档,江苏巡抚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折)说明当时苏州市场已有汇票流通,而且携带汇票者多为北方商人,可见北方已出现票号。再者,西裕成颜料庄总经理雷履泰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平遥县文庙尚存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立之碑,碑文刻捐助者有"日升昌捐银一百五十两,雷履泰捐银四十两"。(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可见,雷氏此时尚健在,但已是74岁了。而道光八年(1828)前雷氏正是50多岁,年富力强,阅历深,此时由雷氏主持将西裕成颜料庄不失机宜改组为日升昌票号,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山西票号至迟在道光初年已经诞生。
折叠编辑本段晋商首创的原因
1、积累比较雄厚
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2、经营活动需要
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例如山西商人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货款,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3、商号之间需要
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
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保镖运现极不安全。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折叠编辑本段形成
折叠第一、需求
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山西票号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所谓镖局,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镖局起运的骡驮子,人称"标驮子"。每一驮可驮银3000两。山西祁县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发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帮遍布全国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运现,放开设源局者山西人居多。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载:"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卫聚贤还进一步推论,镖局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戴廷轼为反清复明,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银而设。镶局不论何时开创,山西人业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开办的镖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有"三合镖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开办有"兴元镖局"。此外还有"志一堂"、"长胜"、"三义"、"无敌"等镖局,太谷车老二,祁县戴二阁等都是有名的镖师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镖局运现一般是按季起运,以归化城镖局来说,凡运往直隶的白银,路线是经平型关、骆驼峪,达平山、唐县;运往山西的白银,由杀虎口,往雁门关,达祁县、太谷。但是镖局运现,随着社会的动荡,土匪四起,已不安全。近人铢庵说:"时各省贸易往来,皆系现银。运转之际,少数由商人自行携带,多数则由镖局保送。盖沿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劫夺,而保镖者遇众寡不敌,亦束手无策,故为各商所深忧。"(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下面我们举一个商人运现被盗匪骚扰的事例:山西祁县史家开办的大盛魁商号,祁县乔家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其运货驼队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所抢劫,而造成很大损失。据说领头的劫匪绰号"流矢儿",其人武艺高强,伸臂可举牛犊,起脚能增伤烈马,摔跤赢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杨。他把不少厅、旗衙役捕快收为徒弟,并充当官吏的保镖。他的公开身份是跤王拳师,暗中却与响马贼寇勾结,作恶草原。史、乔两家深受其敲诈、勒索之害,便雇来镖师惩治其人。岂料,那些被雇来的镖师,都被"流矢儿"打得落花流水,遁迹潜踪,再不敢在草原上露面。史、乔两家便想请故里祁县武林高手戴奎。如前所述,祁县是戴氏心意拳故地,虽说此时始祖戴龙邦、名师戴二周已过世,但戴氏传人戴奎仍是隐居乡间的武林高手,若是请他出山,制服"流矢儿"当不成问题。但戴奎为人性寡孤傲,商人们对能否请得动他却没把握。后来便派一位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礼来到县城戴宅,见到戴奎后,便将祁县史、乔二商在外受害之事说来。待戴奎听得怒形于色时,二旦又把厚礼送上,请他出山相助。谁知戴奎一言不发,竟将二旦连人带礼推出家门。二旦无奈,只好垂头丧气重返包头。山西到包头,杀虎口是必经之处,此地匪患也最厉害。二旦刚到此,便被一群土匪围住,要留下千两买路银,否则暴尸荒野。二旦正在危难之际,突地戴奎一人闯进圈里,三拳两脚撂到不少土匪。拉上二旦就跑。不想走出数里,又被一群土匪拦住,又要买路钱,领头的自称是"流矢儿"大弟子飞骆驼。戴奎一听是"流矢儿"的人,怒起心头,一挟一跃先将二旦放在临近屋顶,随后飘下来,对众匪大打出手,转眼就撂倒七、八人,飞骆驼见状便亲自上阵,照戴奎致命处就是一拳,戴奎轻轻闪过,未等敌手回转,已插进敌裆,大喝一声,将飞骆驼打翻在地,爬不起来。众匪见状,纷纷逃窜。戴奎也不追赶,轻轻一跃,上房将二旦接下地面,对瘫在地上的飞骆驼说了句:"我是祁县戴奎,不服气到包头找我。"便与二旦扬长而去。不出五天,"流矢儿"战书传到戴奎手中。戴奎如期从包头赶到归化时,"流矢儿"早已带来数百名弟子及各厅、旗官场要员助阵,誓与戴奎决一雌雄。"流矢儿"身高体壮,形如罗汉。他见戴奎骨瘦如柴,气焰更盛,遂顺手将场外一个三百斤重的圆椎石磙举起,扔到戴奎脚下。戴奎嘿嘿一笑,右脚一踩,将石磙就地转了两圈,猛一抬脚,已将石磙送到半空,不等石磙落地,一个"蛰龙登天",已将石磙送出一丈开外,物落原地。"流矢儿"所带之人见状大吃一惊,"流矢儿"也不敢怠慢,便先向戴奎动手。戴奎连破对方致命攻击,而"流矢儿"更加疯狂。于是戴奎拿出戴家绝招,趁"流矢儿"猛扑之际,顺势发出裹拳,又出其不意拍向敌人左臂,呼地一下点住了对方腋下"夹窝穴"。不可一世的"流矢儿"一下蹲在地上,起不来了,只见他脑袋耷拉,诞水流出,二目发怔,面无人色。"流矢儿"对众徒弟艰难地说了声:"扶我回去。""流矢儿"回到家,没出七天,气血难通,一命归天。消息传到包头,轻财好义的戴奎辞掉史、乔二家谢礼,返回祁县。(参见曹继植《戴拳师除霸护商贾》,《文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上述戴奎替山西商人清除商路上的土匪、恶棍一事,虽然是清末民初之事,但也反映了山西商人经商之艰,运现之难。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折叠编辑本段发展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尤投资票号。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号副经理的毛鸿翙为蔚泰厚绸布庄经理,毛氏到任后,协助财东侯氏将其所开办的蔚泰厚绸布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不数年,大获其利。自是,凡长江各埠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皮毛杂货业之晋人,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票庄。票号的发展,大致在道光年间为兴起之时,时有票号仅十家,即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咸丰时由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受战争的影响,票号发展受挫。同治年起,票号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光绪时达到鼎盛,请看下列山西票号家数统计:
咸丰十年(1861)14家
咸丰十二年到同治十三年(1862--1874)26家
光绪元年到光绪八年(1875--1882)28家
光绪五年(1879)29家
光绪九年(1883)30家
光绪十九年(1893)28家
山西票号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时虽有损失,但尚未伤元气。韩业芳《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载:"庚子之乱,虽在内地,而受伤者不过直鲁二省,肢体之伤,仍非心腹之害。"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说:"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会雾急,幸赖各埠同心,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是取信,分布遍放通国,名誉著放全球。"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上海为商务总汇之地,一日出入值银钱千百万,票号之业务因是特盛。其重要票号皆是山西商人开办,如大德通、合盛元、中兴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大德恒、日升昌、存义公、蔚长厚、新泰厚、三晋源、协成乾、蔚丰厚、协同庆、大德玉、蔚盛长等。与此同时,山西票号在国内设立的分号已由20多家增加到80多家。山西票号设立的城市计有:北京、张家口、天津、奉天、济南、扬州、江宁、苏州、芜湖、屯溪、河口(在江西)、广州、长沙、常德、湘潭、汉口、沙市、重庆、成都、西安、三原、开封、周家口、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汕头、营口、南昌、九江、桂林、梧州、昆明、贵阳、镇江、巴塘、里塘、打箭炉、自流井、迪化、甘州、南宁、解县、新绛、介休、曲沃、烟台、包头、兰州、肃州、归化、周村、张兰、宁夏、潮州、文水、汾阳、万县、雅安、康定、正阳关、通州、赊旗、兴化镇、禹县(今河南禹州)、博爱、清化、怀庆、寿阳、交城、喇嘛庙、凉州、盂县、库伦、吉林、长春、黑龙江、锦州、安东、安庆、运城、徐州、亳州、道口、济宁、获鹿、承德、多伦、赤峰、香港等。
山西商帮除在国内设立票号外,还在国外如朝鲜新义州、韩国仁川和日本大贩、神户、横滨、东京等地设立了票号。
随着山西票号业务的发展,在山西票号内部,还出现了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这种帮是以总号的所在地来区别,即总号设在平遥县的为平帮,总号设在祁县的为祁帮,总号设在太谷县的为太帮或谷帮。平、祁、太三帮里面,以平遥帮最早,票庄的先锋日升昌、蔚泰厚总号都在平遥。兹将平、祁、太三帮票号情况统计如下:
也可以是某些票据的编号 发票办好 收款单编号
㈤ 浙大名人有哪些人
1.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2.朱自清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中国近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今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自称“我是扬州人”。1916年中学毕业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开始发表诗歌。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
1932年7月,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1935年,出版散文集《你我》。1948年8月12日因胃穿孔病逝于北平,年仅50岁。
3.茅盾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字雁冰,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
茅盾出生在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从小接受新式的教育。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此走上了改革中国文艺的道路,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春蚕》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
4.巴金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男,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巴金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
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5.徐志摩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浙江嘉兴海宁硖石人,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同年,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
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奠定其浪漫主义诗风。
(5)金融界李浩扩展阅读:
浙江大学人才培养: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成立于2000年5月,是以竺可桢老校长之名命名,为浙江大学优秀本科学生实施“特别培养”的荣誉学院,其前身为创办于1984年的原浙江大学(工科)混合班。
学生进入竺可桢学院后,不分专业,先在文、理、工三大类平台上进行通识课程和基础课程的前期培养。在第二学年,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确认主修专业,并进入后期培养阶段,同时实行本科生专业导师制。
2006年起,为优秀本科学生专门制定了“本科生教育特别培养基本框架”,学生既可以按各专业普通通道进行后期培养,亦可以按照长学制及双专业、双学位等多通道多规格发展途径进行后期培养;学院在后期培养阶段,重点构建了多通道、多规格、模块化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专门制定了“本科生教育特别培养基本框架”,为优秀本科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途径。
学生既可以按各专业普通通道进行后期培养,亦可以按照长学制(如巴德年医学八年本硕博连读、教育学本硕(博)连读、法学本硕(博)连读、管理学本硕(博)连读)直接进入研究生培养,以及双专业、双学位(如计算机+X、生物+X、外语+X、X+信息、X+管理、X+法学、X+经贸)等多通道多规格发展途径进行后期培养。
参考资料网络-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