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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赢融资租赁

发布时间: 2021-03-13 16:17:13

⑴ PPP的融资模式

(1)服务协议(Service contract)。对于一些特殊的基础设施项目,如环保、垃圾处理,政府可以把服务出包给私人企业,政府仍需对设施的运营和维护负责,承担项目的融资风险,这种协议的时间一般比较短,只有一年或几年的时间。

(2)运营和维护协议(Operate--maintenance contract)。在该模式下,政府部门同民营机构签署运营和维护协议,由私人企业负责对基础设施进行运营和维护,获取商业利润。在该协议下,私人企业承担基础设施运行和维护过程中的全部责任,但不承担资本风险。政府部门对该项目拥有所有权。该模式的目的就是通过引入私人企业,提高基础设施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3)扩建后经营整体工程并转移(Wraparound Addition)。城市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议,由私人企业负责对已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扩建,并负责建设过程中的融资。完工后由私人企业在一定特许期限内负责对整体基础设施进行运营和维护,并获取商业利润。但在此模式下,私人企业可以对扩建的部分拥有所有权,因而会影响到城市基础设施的公共产权问题。

(4)设计和建造DB (Design-Build)。在该模式下,由私人企业或机构为城市政府提供基础设施项目的设计和建造。该合作模式能有效减少工期,节约资金,提供更有效的项目担保以及能将额外的项目风险转嫁给民营机构。通过由唯一的机构负责项目的设计和建造,能避免多方共同参与所可能产生的冲突,在此模式下,政府仍然拥有项目的所有权并负责运营和维护整个项目。

(5)设计一建造一运营(Design-Build-Operate)。在该模式下,某承包商负责设计、建造和运营某项基础设施项目。总承包商会和设计单位签订项目设计合同;和建筑商签订项目建造合同;最后自己来运作项目。通过把设计、建造和运营三个环节统一由某民营机构来运作,可以加快发展速度,保持基础设施项目的连续性,也便于机构融资的进行。

⑵ 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司其他

德隆神话的华彩乐章,是所谓“产业整合”,其“黄金”时期是1998年至2000年。
虽然投资相当庞杂,被业内戏称为“与国家计委相当”,德隆最主要的产业整合行动依托“老三股”展开,形成了以食品饮料加工、汽车配件、电动工具、水泥为四大支柱下辖子(分)公司逾百家的大型企业集团。
这是德隆作为“实业巨子”的金字招牌,也是德隆实业一翼从各大银行借款170亿元的凭借所在。
然而,所谓德隆的产业整合,并经不起推敲。早在2003年初,一家著名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部门即对“德隆系”旗下四大上市公司(新疆屯河、天山股份、湘火炬、合金投资)和三大控股集团(德隆集团、新疆德隆、屯河集团)做出系列财务风险分析报告,指出“德隆系”产业公司普遍存在重大财务问题,亦存在众多业绩疑点。
德隆所谓产业整合,是以连续的并购来实现资产规模、销售规模的迅速膨胀,但企业的还债能力、盈利能力均极其薄弱,根本没有体现出“整合”的价值。外界无从判断并购的成本是否合适,而德隆庞杂的胃口也让人怀疑它根本不可能逐次消化。 从专业财务分析上可以看出,整个德隆的产业体系脆弱不堪,完全是依靠银行资金堆砌而成,经营风险极大。
第一,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借款依存度过高。2003年底,与净资产相比,四家公司的借款依存度均大幅超过100%,其中新疆屯河的借款依存度高达184%。这表明“德隆系”企业对外部借款的依赖度极大,且主要为银行短期借款,支撑结构性资产,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二,“德隆系”企业的银行借款主要有三个用途:借新还旧(包括短期贷款和到期利息)、进行新的扩张(投资)、覆盖新增的应收款和存货,真正用于生产经营部分的贷款很少。
第三,所谓短贷长投,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以银行短期借款支持长期投资现象严重,资产结构严重失衡。这里首先有诈骗银行贷款的嫌疑,因为贷款投向与用途不符。其次即使在西方银行里,银行提供并购用的过桥贷款,也有严格的条件,其中买家必须有一定的自有资金和相应的抵押担保。而德隆的并购则完全依赖贷款。
第四,在并购驱动下的资产规模扩张虽然带来了销售收入的明显增加,但是盈利能力几乎没有改善,主营业务的偿债能力与其巨额借款相比相差悬殊。从近三年的数据变化情况看,四家上市公司合计净资产增加了54.3%,而长短期借款却上升了75.2%;合计销售收入是2001年底的3.4倍,而净利润却仅增加了 121%。除湘火炬,其余三家上市公司的借款规模达到或超过销售收入规模;也就是说,有的上市公司如果把当期所有的销售收入都用来还债都不够。
相应地,这些上市公司能够用于偿债的折旧摊销前利润增加并不明显,主业经营获取利润能力及以自身经营积累还债能力很差。主营业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与借款压力相比仍显悬殊,除天山水泥偿债期为6.4年,其他三家公司平均都在20年左右,德隆集团整体则达到了24年,远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可接受水平(五年)。
第五,短期借款偿付压力巨大。整个德隆集团的营运资金需求保持在37亿元左右,营运资本却经常捉襟见肘(常常为负数);现金支付能力缺口巨大,且缺口不断扩大(由2001年底的-37.38亿元扩大到2003年9月底的-51.46亿元)。
第六,业绩真实性存在疑点。仅以新疆屯河2003年的业绩为例,净利润大幅增加。前三季度净利润0.59亿元,四季度0.6亿元。但分析现金流量表,同时发现前三季度的固定资产折旧为0.62亿元,年报中却又减少至0.13亿元,即回吐了0.49亿元,从而“贡献”0.49亿元净利润。难道四季度的16 亿元销售只产生了0.11亿元的净利润?由此,应怀疑其业绩销售的真实性。
另外,几家上市公司和集团还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即大量对外提供资金。德隆集团的其他应收款竟高达20亿元,显示出该集团复杂的关联交易资金往来关系,说明除了屯河集团及四大上市公司,还有巨额的隐性对外投资和资金运作情况。
现在看来很清楚,这些资金暗流实际的方向是二级市场,或者所谓的“海外收购”,等等。
2004年4月-5月间,德隆为了掩盖从多家上市公司挪用的巨额资金,同时也防止各地委托理财客户启用司法程序冻结资产,把所投资的各个项目通过一系列资产转移合同,转回各个上市公司内部。但即使如此,各上市公司因德隆欠下的债务黑洞依然触目惊心(见“德隆系上市公司对外债务表”)。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从杨斌(欧亚农业)、张海(健力宝),到顾雏军(格林柯尔)、唐万新(德隆)的精彩故事,《财经》杂志都有过详细报道。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年代的中国企业经营者们,有着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和过于冲突的戏剧化性格。
我们更想探究的是,为什么中国——不管是科技“海归”还是域外“特首”,上述诸人的成长背景和行事风格是典型“中国式”的——新企业制度建设是如此的无奈、艰难、可笑?如此大面积、系列化的案发,是否昭示着一种宿命?企业制度创新在中国经济总量不断膨胀的背景下,难道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经营活动主体的企业不断的失败,是否隐含着法律环境的缺失?抑或政府功能的错位和失效?
在感叹故事的同时,分析其背后存在的逻辑更有价值。由于顾雏军、唐万新的情形更具代表性,我们以下以“顾-唐”来指称此种模式。 在分析“顾-唐”故事背后的逻辑前,我们先来看看其故事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顾-唐”的公司股权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复杂到除案件调查人员、相关律师,恐怕没有人能了解清楚;他们的身份摇曳多变,或科技狂人,或金融枭雄,或异域特首,或足坛大佬;涉及的产业领域更是跨度甚广,从蕃茄酱到火花塞,从制冷剂到大客车,从种大棚到盖别墅,不一而足。但这些都仅是故事的表象,至多是供人闲谈消遣的花絮,并不是其核心要素。
“顾-唐”故事的核心要素,至少可概括为这样几点: 如上所述,“顾-唐”的投资在产业领域和空间布局上跨度都很大。虽然他们或标榜“以创造中国传统产业新价值为己任”、“以产业整合手段来改善产业结构,增强产业竞争力以获取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或宣称“以技术为纽带整合中国家电产业”、“做全球白色家电第一人”等等,这些仅是故事的噱头,当不得真。
“顾-唐”的产业构造在产业链、资源共享、协调管理等方面比较难整合,实际上,他们也未采取过真正有效的举措。这种撒豆成兵、零散马铃薯式的投资,几乎理不出主线来;唐万新的“准混业金融”不是,顾雏军的白色家电也不是。
但是,贯穿于这些零散马铃薯之间的,还是有一条“顾-唐”收发自如的红线,这是他们故事的主题;如果这也能称之为主营业务的话,那么“顾-唐”的主营业务就是——实际操控更多的资产。 一是求量不求质,否则,便无法理解一些ST乃至停牌的亏损上市公司(如襄阳轴承、扬州客车等),在毫无产业背景的顾雏军手中有那样的投资价质,而且求量就不能求质,不求质是为了求量;
二是不求完备但求控制,法律手续是否完备、完成对“顾-唐”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控制,健力宝到张海东窗事发尚有收购款未付清,理论上交易并未完成,但张海已控制健力宝两年有余,德隆的所谓“垂直管理”也有此种含义。类似情况在唐万新之于巨田证券差点发生了,在顾雏军之于襄阳轴承部分发生了,实际控制被收购主体是“顾-唐”的目的。至于法律是否完备、完成,已不重要;甚或为了更好地控制,有意造成法律上的不完备、状态上的不完成的情形。 细细分析“顾-唐”的故事文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展开这些翻云复雨的情节时,与其演对手戏的配角大多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和监管者。虽然表面上看,各家国有企业都有其所有者(各类集团公司、国资公司等),实际上是其真正的所有者和监管者——各级地方政府在台上演出,配合故事的展开。
唐万新的“三驾马车”是如此,其旗下的众多金融机构(南昌市商业银行、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南京国投、重庆证券、伊斯兰信托……)大多如此;顾雏军的广东科龙、合肥美菱、扬州亚星、襄阳轴承全都如此;在张海的故事里,虽然有股东之间的恩怨,但是健力宝所在地政府也扮演了不轻的戏份;杨斌的故事亦如此。
其中,江西省南昌市短时内先后在南昌市商业银行的股权转让中失手于唐万新,又在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转让中失手于顾雏军最为典型,可发一叹!正是这些“配角”们毫不逊色的演出(赞许?期待?默认?无奈?憎恨?),“顾-唐”作为主角成就了故事的精彩,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配角”。 围绕上述所说的膨胀资产这一主题,“顾-唐”在展开收购行动中,多选择一些融资性强的资产作为平台、道具。这主要包括:
第一,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本身就是具有融资性,理当成为“顾-唐”的首选。鉴于各种政策法规的限制,“顾-唐”进入金融机构并不顺利,但仍有斩获,其中德隆以各种方式进入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金融性租赁公司最为典型。所谓混业经营、金融创新都是幌子,要害就是融资,正如人们事后总结所言,德隆的金融创新“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就是一个巨大的‘老鼠会’”。
第二,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本身就有直接融资的功能,即使由于各种原因参与不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其在中国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及担保认可较为便利,且上市公司的股权抵押也是方便的融资措施。这些因素使得各类上市公司成为“顾-唐”使用最为频繁的道具,其中以德隆“三驾马车”、顾雏军“四大金刚”最为人们熟知。
第三,各种用途的土地(尤其是政府批租土地)。土地的天然稀缺性造成了必然升值的趋势,土地的原始获得价值和评估价值间的巨大差异(政府批租土地更如此)在账面上的体现,以及土地在商业银行具有极强的抵押性,使得“顾-唐”们将土地也纳入其表演道具中。杨斌整个故事的基础就是土地,顾雏军费尽心思,获得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龙工业园2000余亩土地,透过合肥美菱、美菱集团之间多次复杂的交易,获得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逾166万平方米的土地,都是明显的例证。 “顾-唐”的故事有鲜明的主题,有精心挑选的配角,有屡试不爽的道具。这些现实的存在,按照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表述,故事背后必有其自身的逻辑。
“顾-唐”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在扩张企业版图时有着良好的直觉,永不停歇的冲动,超强的勇气和心理承受能力。他们精心编排的故事服膺于怎样的逻辑呢?
第一,在中国,起点太低、积累时间太短的私有资产与庞大甚或低效的国有资产共存。自上世纪5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来,私有资产于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无存在的可能,实际上是切断了自晚清“洋务运动”百余年以来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私有资本工商化积累的历史。
因此,当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时,中国的私有资产实际上是从一个几乎为零的状态开始的;其积累时间过于短暂,且理论上的合法性和实践中的可行性一直在摇摆中前行,至今也未完全解决。而他们面对的则是恐龙般巨大的国有资产存量,这些存量除一些垄断行业和个别特例,大都效率不高。
资产量级上的巨大差异和适者生存的商业丛林法则,使得私有资产无法按一个自然积累、逐步发育的状态成长。他们一定会跳跃性地膨胀,突出“大者为王”,数量和规模成为其所有者的第一考量,且一定会把兼并收购的目标指向国有资产——这是必然的甚或惟一的选择,也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一个理性选择。
明乎此,就可理解“顾-唐”故事的主题确定和配角选择的现实基础了。
第二,中国是一个法治精神、法律文本和法律的程序性都相对缺失的国度。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从事企业活动,完备的合同、守法的行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等未必会带来高回报,甚至成为高回报的包袱。“顾-唐”不是慈善家,也不是投资上的低能儿;他们不计成本扩张规模,是因为他们深知,无论质量好坏,只要规模大就有腾挪转移的空间;无论法律上是否完备,只要能够实际控制,就可以以拖待变,以时间换空间或以空间换时间,就能攫取丰厚的操作利润。
这些特征往往深深地体现在“顾-唐”第一桶金的获得过程中,并形成了他们思维的路径依赖,并指向第二桶金、第三桶金的挖掘中,且大都奏效。但所谓“成败萧何”,这种过程是非收敛的。随着往复环节的增多,涉及资源几何位数的增加,内部机理和外部环境稍有扰动,崩溃是可以想见的。
唐万新曾抱怨有些国有企业也在做与德隆同样的事情,但因他们有政府背景,所以并没有像他一样困难重重。诚然,企业扩张中的信用、心理因素相当重要,“真”和“假” 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认识,并没有客观判据。但他不应该忘了,首先,国有企业经营者没有他们那种对扩张的路径依赖的思维;再则,国有企业经营者在现有制度安排下,相当程度上既无动力也无可能去追求操作利润。这里有质的不同。
第三,中国是一个大政府社会,各级政府都相当强势,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强力地介入到社会各个方面,经济领域也不例外。除了以政策法规的制定者、执行者的角色介入经济活动,政府往往还直接控制着主要的企业和资源。对地方政府而言,当地的上市公司、地方性金融机构、中心城市的土地资源等成为其直接掌握的主要经营性资源。
政府功能自身的“越位”,为“顾-唐”选择他们作为交易对手提供了必然性。但是,必然性重复地成为现实性且都以政府作为输家收场,就耐人寻味了。这不仅仅是经验缺乏可以解释的。
公众首先联想的肯定是腐败问题。不能说此类问题不存在,但从已公开的信息看,“权钱交易”不是主流——假如其成为主流,分析起来反而相对简单了。最近 20多年,中国经济处于粗放的高速增长期,各级地方政府也自然处在经济总量增长竞赛的亢奋之中;尤其是所谓某地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出了多少位高官的“故事版本”,极大地刺激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神经,使他们陷入莫名其妙的“GDP崇拜”、“五百强招商崇拜”中,不能自拔。
“顾-唐”不是泛泛之辈,“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道理他们是深知的;他们编织了一系列说辞,从GDP、税收、就业等方面来打动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形下,患有“GDP崇拜招商综合症”的各级地方政府要想不成为“顾-唐”故事的配角都难;而这种“GDP崇拜招商综合症”本身是不健康的,最后成为输家可以想见。
此外,中国的政府构造是自上而下的,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升迁等,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其辖区的民众意愿,而是来自更高层部门。针对这种构造, “顾-唐”通过公关说服较高层的部门,就可轻易地在各级政府展开他们的故事。简言之,各级地方政府功能的“越位”、经验的缺乏,中国宏观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背景下形成的各级地方政府“GDP崇拜招商综合症”,以及政府考核机制上的特征,把各级地方政府推上了故事的舞台,扮演起“顾-唐”故事的配角,且以输家收场,这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左右的。
第四,“顾-唐”故事的精彩之处,还在于他们引起的巨大反响和蕴含的样本意义,对此进行分析,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认知其隐含逻辑的脉络。“顾-唐”故事在大众层面引起的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批评声音,这不奇怪,值得探究的是学者层面毁誉参半且互为表里的微妙态度。
我们不认同那种泛道德化的看法,即在学者中,对“顾-唐”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全是一种狭义的利益关系;果如此,这些学者的争论岂不等同于“顾-唐”案件中控辩双方律师的法律陈词?这显然不是事实的全部。
“顾-唐”的赞许者在相当程度上是“借酒消愁”,所要消的“愁”,就是曾经在中国大陆绝对存在、今天还有较大影响的僵化的计划经济和低效的国有资产体制。他们对其弊端有切肤之痛,只要能够达到改革这种体制的目的,手段已然不重要。不幸的是,“顾-唐”这杯酒并非佳酿,不能解他们的“愁”。没有证据证明 “顾-唐”收购后的国有企业在效率上有明显提高,在社会资源配置上有明显改善,在技术上有明显进步,当然上述几方面也未见明显下降。
至于“顾-唐”的反对者,则是从“顾-唐”故事中相当程度上揭示私有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种种弊端(“顾-唐”身上大都确实存在),期望“明君”,期望一种“好的国有资产制度”安排。但是,现有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法律制度状况恐怕难遂他们心愿。
“顾-唐”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给定的现实环境下,“好的私有企业制度”不能很快地普遍发育出来;同样,“好的国有企业制度”也无法很快地普遍建立起来,
“顾-唐”的故事和改革开放前的状态分别说明了这些。赞成者和反对者虽然观点如此对立,但面临的尴尬甚至于悲剧意义可能是相同的——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有人可能会质疑,“好的私有企业制度”也是可以发育出来的,如联想集团、TCL集团等等。确实,“柳-李”(其中以柳传志、李东生最具代表性)故事的效果强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当然也强于“顾-唐”。
但是,我们想指出的是,这种成功仅具个体意义;从样本意义上说,“顾-唐”比“柳-李”更具典型性。“柳-李”故事的成功有很多前提条件,如选择的是一个规模较小但已进入临界状态、随后会爆发增长的行业,否则,增量式产权改革毫无作用;处在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相对宽松的年代,白手起家,创业致富是社会歌颂的精神,法律法规上也没有任何对MBO或类似MBO的限制;具体的国有资产所有者通达、宽松,从事改制的管理者则理性、节制,双方良性互动,达到双赢。 *德隆往事:一个400元起家的金融神话的破灭
人们说,德隆的发家和衰败,都具有异乎寻常的象征意义。
从投资400元冲洗胶卷的彩扩社,到涉足大半个中国的庞大产业、金融“帝国”,“德隆灵魂”唐万新从西部边陲的乌鲁木齐起家,到如今在江城武汉面临受审,20年弹指一挥间,有多少令人叹息和深思的故事? 在1986年的边城乌鲁木齐,大学刚毕业的唐万新和他的5个朋友,投资400元创办他们的第一个实体“朋友”彩扩部,代人冲洗1元钱一张的照片。但据称就是这个小本生意,让他们在当年的乌鲁木齐挣了约60万元。
1988~1990年间,有着新奇思想和大把现金的年轻唐万新们开始四处出手:办厂生产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经销饲料添加剂,承包了帕米尔高原上塔什库尔干县的一家宾馆,他们甚至还组建过航空俱乐部。但是,这些尝试基本以失败告终,不仅将此前的赢利亏尽,他们还一度拖欠银行及客户资金180万余元。直到 1991年,唐万新在乌鲁木齐的科海开发公司一度成为新疆最大的电脑散件供应商,才基本挽回此前亏损。
敏锐的唐万新们在1992年嗅到资本市场牛市气息,在当时人们购买股票尚需动员时,他们大量收购原始股和内部职工股。在西安,他们包销黄河机器厂3000万新股中的1000万股、国棉五厂800万股。然后,再在新疆等地以1倍或2倍的价格出手。
在靠排队领取认购证购买股票的年代,甚至在乌鲁木齐一次性雇请过1500名民工排队领取认购证。这些人一排就是两天,每天领取劳务费50元。而这些认购证很快被换成原始股,再为唐万新们变成大把的真金白银。
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新疆德隆房地产公司注册成立,德隆进入娱乐、餐饮和房地产投资领域。1994年8月,北京JJ迪斯科舞厅破土动工。而坐落在乌鲁木齐市中心的宏源大厦1995年竣工时,曾号称是新疆当时最高档的写字楼。
与此同时,德隆进入农业产业化领域。1994年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的新疆德隆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这样,德隆一方面开始了他们的产业之旅,另一方面,因农业产业化惠及百万农户,由此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德隆真正意义上的高速扩张是在进入金融机构之后。它首先进入的是1993年设立的“新疆金新租赁有限公司”(新疆金融租赁前身)。1994年,在武汉国债场外交易所,唐万新用金新租赁的交易席位,通过国债回购业务,先后向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融资总计3亿元。
正是在这3亿元资金之上,唐万新的产业整合、战略投资的理念,得以生根、发芽。 德隆国际战略投资公司的回答是:通过行业研究确定目标,制定行业战略;选择目标企业并长期跟踪,伺机收购;通过兼并、收购,形成产业经营平台,取得行业领先地位;最后进行产业整合,发挥协同效应,拓展业务规模和范围,强化核心竞争能力以取得优势地位。
1997年至2002年间,德隆进行了一些堪称“大手笔”的产业整合战役。其中,对新疆屯河股份有限公司和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天山股份)两家公司的整合,堪称经典之作。
1996年10月,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受让昌吉州屯河建材工贸总公司、新疆八一钢铁总厂的新疆屯河股权后,成为新疆屯河第四大股东,至1998年控股屯河集团。此时的新疆屯河年产水泥40万吨,在新疆仅次于年产水泥100万吨的天山股份。
另一方面,脱胎于老牌国企新疆水泥厂的天山股份,拥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水泥生产线,但债务负担却十分沉重。1998年11月,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德隆以旗下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作为其发起人之一,持有其股份1.16%
同处乌鲁木齐———昌吉地区的两强相争,导致双方成本大幅升高。公开资料显示,1998年后,因与新疆屯河竞争,天山股份每年约要多付出成本3000万元。
德隆利用自己在两家企业的控制影响力,最终完成了对新疆水泥产业的整合:新疆屯河将所有水泥资源转让给天山股份,同时获得天山股份控股权。新疆屯河本身,则一心一意做自己的“红色产业”番茄酱项目,并在此后成为世界主要番茄酱生产厂家之一。而天山股份,也自此奠定了全国第三、西北最大水泥企业的地位。
正是按照这种整合思路,德隆1996、1997年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之后,恣肆描绘它的产业整合地图。
德隆的愿景是,在战略投资行业成为龙头,3~5年内成为全球500强企业之一,建立一个世界级的“企业精英俱乐部”,汇集最多领袖级经营人才,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主流的桥梁。
然而,德隆产业整合、做大做强企业的另一面是操纵股价。武汉市人民检察院2005年12月6日的起诉书称,从1997年3月以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先后以金新信托、德恒证券、中企东方为操作平台,使用24705个股东账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的手法,长期大量买卖“老三股”,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在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实现银行存贷款、票据金融、信用卡、票据、保险、证券、期货和共同基金等交易活动,效率会大大提高。满足这种现实需求,就是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理由。金融控股公司,正是唐万新和德隆追求的梦想。
然而,在当前政策法规限制之下,德隆的金融控股公司之路注定隐讳而曲折。德隆通过2001年成立的上海友联经济战略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02年更名为上海友联战略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即上海友联),打造出类似金融控股公司的平台。
2005年12月27日终审宣判的“德隆系刑事第一案”德恒证券案、2005年9月在乌鲁木齐开审的德隆系金新信托案、11月在银川宣判的伊斯兰信托案,揭出的幕后操控者均是上海友联。
通过上海友联,德隆实现了对金新信托、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德恒证券、大江信托、伊斯兰信托、恒信证券、中富证券、昆明商行、南昌商行、株洲商行等各家金融机构的操控。
在上海友联的操控下,德隆旗下的金融产品,一度推出客户全面金融服务,包括“委托理财”“战略并购”“战略退出”“MBO”“借壳上市”“杠杆收购”等一系列金融新产品。
但这些金融产品在德隆资金链绷紧的压力下逐渐萎缩,最后,各家金融机构开始了疯狂的委托理财敛财活动,承诺12%甚至更高的年回报率。至此,德隆的综合金融服务名存实亡,其金融控股公司的梦想终于落空。
2005年12月27日,重庆高法对德恒案的终审判决对德隆的“金融控股”给出了说法:
德恒证券公司以开展资产管理业务为名,采取承诺到期后归还委托资产本金并支付固定收益的方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08亿余元供上海友联公司统一调拨、使用,数额特别巨大,且造成案发后尚有68亿余元资金无法兑付的严重后果,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04年4月14日,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投资和屯河股份首度全面跌停,德隆危机全面爆发。
其实,业内人士认为,早在2000年12月“中科系事件”和2001年4月郎咸平“炮轰德隆”时,德隆就已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只不过后来德隆通过委托理财的“拆东墙补西缺”办法,才得以勉力维持。至2004年春,德隆系已身陷十面埋伏、大厦将倾。
2004年4月14日后,德隆“三驾马车”连续多日跌停,市值蒸发过百亿元。此后不久,德隆出售天一实业、罗布泊钾盐股权,湘火炬更是将德隆告上法庭。
4月上旬到5月下旬,德隆几乎将所持有的“三驾马车”质押殆尽。
5月30日,德隆国际召开了董事会暨危机处理工作会议,首度承认“德隆全系统危机最深重、困难最严重的时期”。
6月8日,德隆危机进一步升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开庭审理了两起有关德隆的案件,各地债权人纷纷动用法律途径向德隆索债,德隆在各地的资产大部分被冻结。
8月26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了《资产托管协议》,三公司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了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行使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9月4日,华融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进行托管经营。
至此,德隆已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悄然谢幕。

⑶ 当年套现15亿,卖掉摩拜单车的创始人胡玮炜,如今生活怎样了

在生活中,我们都会发现这样一些不方便、有缺漏的小细节,如果改进了这些细节,让它们变得更加方便,那么我们生活的效果会更好,效率会更高,有一些人善于观察生活,有思索的动力和创意,于是他们会把这些小细节记录下来,有助于之后做出创意决策,提炼自己的创意,改进自己的生活方式,譬如胡玮炜。

胡玮炜是一个浙江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她在大学时期学习的是新闻专业,因为表现优异,学习成绩良好,所以在大学毕业后,胡玮炜就选择去了一家传媒公司,在这个传媒公司当上了一名记者,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不过,胡玮炜的生活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美好,因为她经常都会迷茫自己的前程,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选择在这个地方上班,朝九晚五的生活,看似美好,却同时又没有什么挑战。

胡玮炜通过吸纳风投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和构想的蓝图呈现在投资方面前,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很快就得到了市面上一些风险投资人的喜爱和赞赏,于是她轻而易举的吸收了一笔启动资金,此后,摩拜单车成立,进入市场后受到很多的追捧,数不清的名利冲到胡玮炜的身边,让她感觉激动不已。

但是,戴着光环的胡玮炜并没有因此变得骄傲自满,自从她意识到摩拜单车的发展前景有限之后,她毅然决定要离开这个领域,此后,她就通过把摩拜单车出售给另一家国内大公司,得到了一定资产,套现15亿离开了摩拜单车,后来很多人都佩服她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个选择,她很快就功成身退,没有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共享单车市场上遭遇各种动荡和灾祸,现在的胡玮炜优哉游哉的过着自己的生活,她同时也把目光放长远,瞄准了另一项投资任务,希望能够在上海继续创业成功,看了她的故事我们不由的感慨,她真是活出了自己人生的风采,而且她还能够急流勇退,在人生的棋盘间翻云覆雨,指点江山,这怎能不让人觉得万分钦佩呢?

也许有人会说,胡玮炜的创业没有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就只是把已经有的事物进行了一番销售模式的创新转变,这有什么厉害的?其实这种心态本身就是大错特错了,模式的创新虽然不如科技创新那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它也进一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更加去适应这世界的法则:它的存在可以类比人们的其他共享经济,在她的创意凝聚下,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方便的出行,减少了繁琐的租车链条,这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⑷ 高分求此次次贷金融危机中浙江民营企业的相关案例

先是冰雪灾害、特大地震、通货膨胀,引起原材料价格猛涨;后是金融风暴引起市场萎缩,汽车行业市场销售整体滑坡。我国实体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然而,上汽通用五菱却是早作准备,主动应对,加强内部管理和外部市场的深入挖潜。2008年过去,该公司依然在国内微车市场上继续领跑:销售突破65万辆,超额完成了62万辆的目标,市场占有率接近50%,在国内微车领域市场连续3年占据第一。该公司不仅不裁员,还给员工加薪,同时还增发了3个月的工资。

在宏观经济环境低迷的情况下,上汽通用五菱依旧保持这么快的发展势头,关键在于重视市场研究,对市场变动早有准备。该公司狠抓管理,靠严格管理降低成本,把科学管理落实到各个流程环节中,提高工作效率,消除浪费,持续保持低成本运行。与此同时,该公司认识到,人是公司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提出让全员发挥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到合理化建议活动中去。近年来,员工提出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等合理化建议达7.1837万条,参与合理化建议活动的人数由原来的1000多人到现在的6000多人,合理化建议实施率达95%,合理化建议累计为该公司节约成本达1.8亿元。为了进一步激励员工,该公司从2008年7月起给员工加薪;同时还在2008年10月,发放两个月的固定工资慰问金;12月,在全面完成年度产销任务后,给员工增发一个月的岗位工资。

面对不利形势,上汽通用五菱公司还十分重视内外挖掘,与上游供应商、下游经销商的整条产业链同甘共苦,共同应对严峻困难。面对原材料价格大起大落、市场需求严重下滑等严重冲击,该公司通过柔性安排生产,加快对供应商付款流程,拿出几亿元对供应商进行价格补贴等,与供应商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在下游经销商方面,对经销网络进行精耕细作和对经销商队伍系统培训,经销商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08年整个销售体系依然运作良好,增产、增销、增收。

为了应对更为严峻的2009年,该公司及早决策,制定措施,为“车市寒冬”仍有作为作充分准备。目前,该公司进一步完善供应链管理体系,在已经很高的本地配套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励供应商到本地设厂配套,同时严格控制零部件质量,提升产品质量;继续与供应商结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使合作方无论在技术研发和生产服务方面,都与该公司保持同步;扩大销售渠道和网络建设,继续深化县乡级网络的拓展,加强与全国近千家经销商的紧密合作。

昨天,浙江江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员小高一到单位,就感觉怪怪的,台阶上所有租赁的花木被搬走了,办公室大门全都敞开,一片凌乱,电脑等值钱的东西被搬抢一空。

富丽堂皇的总裁办公室,散落着好几本房产证,栋栋价值都在数百万元。桌旁一个巨大的鱼缸里几尾价值上万的龙鱼被捞走了,只剩下一些小热带鱼非常寂寥地游动着……

一切都非常突然。

这家中国最大的印染企业顷刻间轰然倾塌,董事长夫妇突然失踪,债主纷纷上门。

集团旗下的印染厂在这个国庆长假期间还在加班加点,10月6日工人突然接到通知:把手中的活都停下来;7日晚上,总公司各个办公室电脑等物被哄抢一空。

据可靠消息,江龙控股欠银行贷款达12亿,民间借贷至少8亿。而江龙的银行贷款还牵涉到当地不少龙头企业的相互担保。

传奇起家

江龙控股的起家颇具传奇,董事长夫妇来自江苏,2000年来到绍兴县,董事长陶寿龙当时只是绍兴县某工厂的一个外贸业务员,但是敏于思考,对资金的运作很有想法。

妻子严琪也就是后来江龙控股的总裁,行事泼辣,在贸易开拓上颇有一手。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从事纺织贸易的客商几乎都知道有位头发长过腰际的中国女人做生意和喝酒都很厉害。

两人几乎在三四年间神奇地建起了江龙,并于2006年9月在新加坡上市,股票名为“中国印染”。

江龙控股的办公大楼外垂着一面红色的旗帜,上面金黄色的龙形图案气势恢弘,很远处都能看到。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是一家集纺织、印染、服装、贸易于一体的大型纺织企业,拥有总资产22亿元,员工4000多人,2007年销售额为20亿元。

出问题的还是资金链

江龙一直以来的作为还是很具思路的。

去年开始了“坯布超市”等一系列比较前瞻的做法,还投入2亿元进口11条先进的特宽幅生产线,这一生产线一旦全部投产,江龙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纺特宽幅印花生产基地。

这也是江龙预备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最大亮点。

公司融资部相关人士说,正是预备上市,公司把所有资金孤注一掷,抽调了各子公司的流动资金,对正常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还有就是去年年底银根紧缩,银行收回了1个多亿的贷款。

然而,可怕的是,江龙在资金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求助民间借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公司高层均出面联系民间借贷。

昨天纷纷上门的债主说,去年是3分利,今年六七月份都开出了7分利。以6分利计算,利息就相当于本金的70%左右。

记者昨天在总裁办公室发现了一份今年7月22日绍兴企业家座谈会上江龙的发言稿,在谈到近况时,就反复强调了资金紧张。

政府曾试图拉一把

江龙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曾试图拉一把。

记者拿到了一份盖有浙江省绍兴县柯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印章的“政策说明函”的复印件,落款日期为9月18日,上面有这样的内容:为帮助江龙集团走出资金困境,顺利实现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将对江龙集团予以政策扶持。

首先,江龙集团(包括下属企业)为“瘦身健体”而剥离部分非主业资产时,对双方均实行资产交易税费、生产经营税收地方留成部分政策扶持。

其次,在增加现金流2亿~3亿的基础上,同意江龙将南方科技位于柯北的工业用地改为商住用地,并享受土地出让金地方留成部分扶持政策。

这项政策一度让江龙和借钱给它的人都似乎看到了希望。

牵一发而动全身

然而,陶寿龙夫妇在10月3日把手机留给秘书之后神秘失踪。

目前可以证实的是,江龙欠银行贷款为12亿,而这些贷款全部由当地规模相近的企业提供担保。这些企业全部都是当地龙头。

江龙出事,这些担保巨资的企业也即刻陷入困境。

昨天,政府工作小组正式进驻江龙,集中给职工发放工资。但他们并不愿意透露江龙将何去何从。金融人士分析,如果清算破产,江龙估计是资不抵债的,银行就有可能立即对担保企业启动诉讼程序,而担保企业也往往有借贷在身,这样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不破产的话,那就只能重组。无论哪一种方法,对绍兴县纺织产业来说都是一记重创。

目前,最让人头痛的是,江龙的总欠款一共多少,当地版本不一,说欠供货商的钱就至少2个亿,民间借贷更难统计,有消息说,当地一家企业兄弟俩借给江龙的钱(含利息)加起来就近亿元。

昨天晚上,给江龙提供民间借贷的人汇聚在一个小饭馆里,这些人中有纺织企业的老总,有外贸公司的老总,有房地产企业的负责人,还有一些是能筹到巨额民间资金的“代表人”,他们坐下来就是要对一对江龙民间借贷的总数,还要商讨追讨的办法。(来源:都市快报)

⑸ 目前国家认可的p2p公司

截止2020年,国家认可的p2p公司有复旦复华(600624)、同济科技(600846、开鑫贷、GQY视讯(300076)。

1、复旦复华(600624):公司是复旦大学控股的上市公司,依托复旦大学雄厚的科研、技术、人才优势,公司成功确立了以软件开发、生物医药、园区房产为核心的科技产业体系,目前已拥有中国重要的对日软件出口平台,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药品研发、生产、营销基地,以及广纳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上海自贸区放开教育市场对高校概念股带来利好。

(5)远赢融资租赁扩展阅读

第一道关卡:营业执照注册

早在去年底,P2P监管细则意见征求稿一出台,深圳、上海、北京、重庆等地工商管理部门陆续明确叫停P2P公司新注册,同时暂停核准包含“投资”、“金融信息”、“资产”、“资本”、“基金”、“财富管理”、“融资租赁”等字样的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

第二道关卡:金融办备案

细则第五条明确指出,拟开展P2P业务的平台应当在领取营业执照后,于10个工作日以内携带有关材料向地方金融办备案登记。细则也明确说明,备案登记不构成对P2P经营能力、合规程度、资信状况的认可和评价。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虽细则特别做了以上强调,但业界的认知却丝毫不受动摇,金融办属政府部门,能取得其备案相当于隐性牌照。

⑹ 想快速筹集资金:1万元左右,时间7天内,有什么办法吗

亲爱的朋友:所指创业融资是创业筹备阶段和企业草创阶段的融资,这个时期对于创业者来说,最难解决的便是资金问题。其实只要愿意想办法,创业者有众多途径可以解决融资问题。创业融资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有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种形式。所谓间接融资,主要是指银行贷款。银行的钱不好拿,这谁都知道,对创业者更是如此。但在某种情况下也有例外,就是在你拿得出抵押物或者能够获得贷款担保的情况下,银行还是很乐意将钱借给你的。较适合创业者的银行贷款形式主要有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两种。信用贷款是指以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一般情况下,缺乏经营历史从而也缺乏信用积累的创业者,比较难以获得银行的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指借款人以其所拥有的财产作抵押,作为获得银行贷款的担保。在抵押期间,借款人可以继续使用其用于抵押的财产。当借款人不按合同约定按时还款时,贷款人有权依照有关法规将该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用所得钱款优先得到偿还。适合于创业者的有不动产抵押贷款、动产抵押贷款、无形资产抵押贷款等等。不动产抵押贷款:创业者可以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作抵押,向银行获取贷款。动产抵押贷款:创业者可以股票、国债、企业债券等获银行承认的有价证券,以及金银珠宝首饰等动产作抵押,向银行获取贷款。无形资产抵押贷款:是一种创新的抵押贷款形式,适用于拥有专利技术、专利产品的创业者,创业者可以专利权、著作权等无形资产向银行作抵押或质押,获取银行贷款。担保贷款:是指借款方向银行提供符合法定条件的第三方保证人作为还款保证,借款方不能履约还款时,银行有权按约定要求保证人履行或承担清偿贷款连带责任的借款方式。其中较适合创业者的担保贷款形式有自然人担保贷款:自然人担保可采取抵押、权利质押、抵押加保证三种方式。如果借款人未能按期偿还全部贷款本息或发生其他违约事项,银行将要求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从2002年起,除工商银行外,其他一些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也可视情况提供自然人担保贷款。专业担保公司担保贷款:目前各地有许多由政府或民间组织的专业担保公司,可以为包括初创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北京中关村担保公司、首创担保公司等属于政府性质担保公司,目前在全国31个省、市中,已有100多个城市建立了此类性质的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些担保机构大多实行会员制管理的形式,属于公共服务性、行业自律性、自身非盈利性组织。创业者可以积极申请,成为这些机构的会员,以后向银行借款时,可以由这些机构提供担保。与银行相比,担保公司对抵押品的要求则显得更为灵活。担保公司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往往会要求企业提供反担保措施,有时会派员到企业监控资金流动情况。托管担保贷款:一种创新的担保贷款形式。对于一些草创阶段企业,虽然土地、厂房皆为租赁而来,现在也可以通过将租来的厂房、土地,经社会资产评估,约请托管公司托管的办法获取银行贷款。如上海百业兴资产管理公司就可以接受企业委托,对企业的季节性库存原料、成品库进行评估、托管,然后以这些物资的价值为基础,为企业获取银行贷款提供相应价值的担保。通过这种方法,企业既可以将暂时用不着的“死”资产盘活,又可以获得一定量银行资金的支持,缓解资金压力,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除此之外,可供创业者选择的银行贷款方式还有买方贷款,如果你的企业产品销路很好,而企业自身资金不足,那么,你可以要求银行按照销售合同,对你产品的购买方提供贷款支持。你可以向你产品的购买方收取一定比例的预付款,以解决生产过程中的资金困难。或者由买方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卖方持汇票到银行贴现,这就是买方贷款。项目开发贷款:如果你的企业拥有具重大价值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初始投入资金数额比较大,企业自有资本难以承受,你可以向银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银行还可以视情况,为你提供一部分流动资金贷款。此类贷款较适合高科技创业企业。出口创汇贷款:对于出口导向性企业,如果你一开始就拥有订单,那么,你可以要求银行根据你的出口合同或进口方提供的信用签证,为你的企业提供打包贷款。对有现汇账户的企业,银行还可以提供外汇抵押贷款。对有外汇收入来源的企业,可以凭结汇凭证取得人民币贷款。票据贴现贷款:是指票据持有人将商业票据转让给银行,取得扣除贴现利息后的资金。在我国,商业票据主要是指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这种融资方式的好处之一是,银行不按照企业的资产规模来放款,而是依据市场情况(销售合同)来贷款。企业收到票据至票据到期兑现之日,往往是少则几十天,多则300天,资金在这段时间处于闲置状态。企业如果能充分利用票据贴现融资,远比申请贷款手续简便,而且融资成本很低。票据贴现只需带上相应的票据到银行办理有关手续即可,一般在3个营业日内就能办妥,对于企业来说,这等于是“用明天的钱赚后天的钱”。除向银行贷款间接融资外,创业者还有许多获取直接融资的渠道,如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企业内部集资、融资租赁、风险投资等等。股权融资:指资金不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融资方通过出让企业股权获取融资的一种方式,大家所熟悉的通过发售企业股票获取融资只是股权融资中的一种。对于缺乏经验的创业者来说,选择股权融资这种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股权出让比例。股权出让比例过大,则可能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股权出让比例不够,则又可能让资金提供方不满,导致融资失败,这个问题需要统筹考虑,平衡处理。债权融资:指企业通过举债筹措资金,资金供给者作为债权人享有到期收回本息的融资方式。民间借贷应该算是债权融资中的一种,且是为人们所最常见的一种。自从孙大午事件后,很多企业就对民间借贷产生了一种畏惧心理,怕担上“非法集资”的帽子。对于非法集资,有特别重要的界定值得注意,就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筹集资金。根据这一点,如果不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就不能叫非法集资,而应算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另一点是非法集资通常数额巨大。把握住这两点,在进行民间借贷筹集创业资金时,就不容易触犯禁忌。企业内部集资:指企业为了自身的经营资金需要,在本单位内部职工中以债券、内部股等形式筹集资金的借贷行为,是企业较为直接、较为常用、也较为迅速简便的一种融资方式,但一定要严格遵守金融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融资租赁:一种创新的融资形式,也称金融租赁或资本性租赁,是以融通资金为目的的租赁。其一般操作程序是,由出租方融通资金,为承租方提供所需设备,具有融资和融物双重职能的租赁交易,它主要涉及出租方、承租方和供货方三方当事人,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同所构成。出租方订立租赁合同,将购买的设备租给承租方使用,在租赁期内,由承租方按合同规定分期向出租方支付租金。租赁期满承租方按合同规定选择留购、续租或退回出租方。承租人采用融资租赁方式,可以通过融物而达到融资的目的。对于缺乏资金的新创企业来说,融资租赁的好处显而易见,其中主要的是融资租赁灵活的付款安排,例如延期支付,递增或递减支付,使承租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资金安排来定制付款额;全部费用在租期内以租金方式逐期支付,减少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大大简化了财务管理及支付手续,另外,承租方还可享受由租赁所带来的税务上的好处。风险投资:1999年以来,风险投资在国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内几乎每一个成功的互联网企业的背后,都可以看见风险投资的身影。对于创业者来说,尤其是对于高科技领域的创业者,寻求风险投资的帮助,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途径。风险投资中的天使投资,更是专门为那些具有专有技术或独特概念而缺少自有资金的创业者所准备。天使投资者更多由私人来充当投资者角色,投资数额相对较少,对被投资企业审查不太严格,手续更加简便、快捷,更重要的是它一般投向那些创业初期的企业或仅仅停留在创业者头脑里的构思。创业者还要善于利用政府扶持政策,从政府方面获得融资支持,如专门针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专门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专门为中小企业“走出去”准备的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等,还有众多的地方性优惠政策。巧妙地利用这些政策和政府扶持,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根据中发[2002]12号文件精神,为帮助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和组织起来就业,对于诚实守信、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下岗失业人员,针对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缺乏启动资金和信用担保,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实际困难,由政府设立再担保基金。通过再就业担保机构承诺担保,可向银行申请专项再就业小额贷款,该政策从2003年初起陆续在全国推行。其适用对象:1、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国有企业失业职工;3、国有企业关闭破产需安置的人员;4、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并失业1年以上的城镇其他失业人员;贷款额度一般在2万元左右(有关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更详细介绍,请参见《科学投资》2004年第1期文章《创业扶持贷款帮你创业》)。

⑺ “金融租赁公司是干什么的对合作公司有什么作用”

要想发展金融租赁业,首先应该给行业定位,给自己定位。目前一些已经尽管完成增资扩股和体制改造,还有一些企业急于加入金融租赁行业的队伍,但首先应该搞清金融租赁到底是什么,它的经济增长点在什么地方,怎样才能将现代租赁的理论转化为生产力才是我们首要解决的问题。否则盲目经营还会走以前的老路,难以融入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中,重新陷入重组的局面。 不管什么企业,首先要有一个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根据这个发展计划制定每步的发展进度,解决难关,寻找新的突破口,这样才能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纽科租赁公司的成功经验应该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营理念是:确立公司的利润中心,建立奖励机制;加强全程风险控制,实行一票否决制制定严格的质量控制程序;完善后台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员工专业水平,以进一步提高客户满意度,最后以诚信、专业、速度、质量、团队协作的精神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 金融租赁应该定位在服务贸易上,服务贸易中金融租赁主要是提供金融服务,是金融服务的超级市场,提供的商品主要是“服务”,不是过去认识的那种金融产品的杂货店——什么都经营,什么都没有优势。《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把金融租赁定位为大租赁的概念,即可经营融资性租赁,又可经营经营性租赁,其服务范围非常广泛,租赁公司有充分的活动余地。金融租赁主要功能是整合社会资源,借助现代租赁手段和物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理念,规避金融风险,盘货社会资源,促进投资和消费。这样才能得到社会认同和政府的支持。如果把它看成投机的工具,看成变相贷款或借助金融牌位套钱的机构那就大错特错。一方面监管机构不允许你这样做,另一方面市场不会认同你这种做法。中国已经渡过简单融资阶段向创新租赁时代发展,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给我们指出一条发展之路。 金融租赁公司尽管有5亿人民币以上的资本金,但对于一个金融机构来说要开展金融业务其规模远达不到标准,一个大项目出现就可能造成全军覆没。但是这些资本金用在服务上,对于防范风险,增加信任度已经足够。别以为这点资本金就可以开展“金融业务”甚至是“套钱”,提供金融服务才是经营之本。 在信息社会,面对信息爆炸,企业要寻找商机必须依靠信息。利用收集的大量信息,经过筛选、过滤、组合,剔除垃圾信息,从中找到潜在的客户;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包装、策划、传递,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实现增值服务,所谓的项目融资就是这个过程;将本企业的经营理念、业务专长和知识掌握程度通过信息发布出去,可以赢得更多、更可靠的客户。因此金融租赁公司首先要建立强有利的信息沟通的工具、渠道和机制。开展信息服务是金融租赁公司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也是开发客源和项目的重要渠道。通过及时交流信息,可以得到最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策略,还可以加强与个主管部门的沟通,保持稳定的发展环境和创新能力。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产业已经饱和,唯有知识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金融租赁是一个复合性边缘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尽管没有人把金融租赁列为高科技,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复合型知识人才和研究机构,不可能开展这方面的业务。目前开展创新租赁的公司都在培训人才、建立战略研究机构甚至是研究所,他们深刻地领会到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生存取决于知识掌握的程度。因此金融租赁公司应该办成高新技术产业,研究和开发创新租赁技术,将知识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科研机构。有了这个机构,就可以保持不断创新的势头,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借此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还可以用“高科技”的名义获取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 要将金融租赁公司定位于高科技产业,必须借助高科技技术。一方面利用这个技术建立和发展信息网络和公众操作平台,另一方面有了这个平台可以申办成高科技产业公司,防止社会对金融租赁知识含量的偏见和误解。金融租赁公司需要办成网络公司。这个网络公司和当前的网络公司不一样,它不是简单地将传统产业搬到网上操作,而是建立一个交易平台开发客户,重要的操作还需要在网下进行,一方面避免网络技术发展不成熟带来的交易风险,另一方面通过交易模式的设计,借助高科技的手段将信用风险化解,如美国借助银行借记卡锁卡技术普遍应用于经营性租赁,不是用信用,而是用交易模式防范租赁风险。 如果有了前三个方面的支持,金融租赁公司的运作就简单了,它成为一个资产控制管理中心和具体操作的运作机构。如果租赁公司没有能力建立上述机构,也可以借助社会现有资源开发租赁项目,但是从收益上相对就少的多,风险决策难度相对要大许多。 老的租赁公司进行了资产重组,新的公司也面临如何组成新的架构开展业务。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和人才激励机制本不应该是永恒的主题,但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许多观念问题。目前从重组的公司来看,许多法人代表开始更换,在重组过程中,各方都强调“大”股东的作用。这种做法不一定正确。按照法人治理结构,总经理不应该是由大股东担任,而是需要由董事会选聘。如果谁是大股东,谁就可以拿别人的钱玩,在这种观念下很难重组成功。因为谁都想当大股东,谁都想拿别人的钱玩就没有合作基础。一股独大难免控制风险,这就是人行要求金融租赁公司按照《公司法》而不是《商业银行法》设立金融租赁公司的原因。金融租赁公司是知识密集型产业,没有一定的复合型知识底蕴的人,很难领导这个公司。外行领导内行的时代已经结束,谁对知识掌握的程度全面,谁就有实际的领导行为,领导人不等于领导,没有领导能力的人自然不能成为好的领导人,这是知识经济的特点所决定的。企业的经营风险不在于谁控股,谁经营,关键在于是否有防范风险的经营体系和控制能力,是否有发现问题可及时更换领导人的运行机制。 不管谁当领导人,企业的人才培养是开展业务的首要前提。如果全部依靠外部的人才从理论上不是不可以,但从自己内部培养人才才是企业持久发展的根本。像深圳金融租赁仅几年发展如此迅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才培养,他们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培训人才,尽管公司的人才结构都是年轻的新手,但是经过培训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创新租赁的技术。

⑻ Financial Leasing 是什么

世界租赁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过去对这个词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在字典中Financial被译成金融、财务或融资。我国引进这种方式时由于受日本的影响,对其内涵理解是片面的。当时都以为这是一种利用外资的方式,它的唯一功能就是“融资”,以至于现在企业找到租赁公司唯一的目的就是借钱买设备。其实这仅是“融资租赁”的功能之一,是现代租赁的初级阶段。后来中国有些租赁公司划归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和其他类型租赁公司区别又把它翻译成“金融租赁”,其本质仍然是仅次于银行贷款的第二大融资手段。 经过亚洲金融风暴的洗礼,人们才知道,“融资租赁”不仅具备融资功能,而且还具备促销功能、带动社会投、融资及消费的功能、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资金运作的中介功能以及资产管理功能等多项功能。现代租赁已经发展为全新的综合性、多功能、知识密集型产业。业内人士认为把它翻译成“财务租赁”更合理一些。因为它的主要运作方式是对一项业务如何进行财务安排和资产管理,其中也包括融资。这种业务加入知识的成份后,其收益和抗风险能力都大大提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亚洲的租赁业下滑而欧美的租赁业却强劲攀升的原因。 现代租赁业的发源地美国已经进入租赁发展的成熟阶段,日本还基本上停留在简单融资租赁的第二阶段,中国租赁业在困境中求发展的逼迫下,开始步入创新租赁的第三阶段。总结中国租赁发展缓慢几乎回到原点的原因主要受七个瓶颈的制约(体制瓶颈、人才瓶颈、信用瓶颈、政策瓶颈、观念瓶颈、环境瓶颈和历史包袱)的影响。因此被业内人士称为“早产儿”,属幼稚产业(从另一个角度叫朝阳产业)。尽管比证券、保险业率先开放,但发展状况远不如其他几个(包括信托)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1999年,人民银行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租赁研讨会,研究和探讨中国租赁业陷入低谷的原因,并聘请包括日本在内的美国和韩国的租赁专家一起研究租赁业发展迟缓的原因。在那次会上中国的租赁业开始认识到租赁业的发展需要四大支柱、五大驱动因素和六个发展阶段。中国租赁业出现的问题属于发展中的问题,是多种因素组合的必然结果。但是自那以后,行业寻找到发展的出路。在业内人士和国家行业主管的努力下,不到两年的时间先后出台了《合同法》、《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企业会计准则——租赁》和一些税收上的调整。加上业内人士开发创新租赁的热情,租赁业开始走出低谷进入创新租赁阶段。租赁业开始把眼光朝向欧美,创新租赁的做法不断引入中国,中国的租赁额产生了飞跃式的发展。在这次洗礼中,中国的租赁业开始大洗牌,整顿和发展成为租赁公司的主流,以浙江省租赁公司为代表的“浙租模式”赋予了新的内涵,租赁行业开始向IT产业和飞机领域进军。 如今再开展租赁业务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对一个项目进行财务安排,如何策划和管理项目的运作,每个项目的模式不再雷同,企业寻找租赁公司时不在处于求人的“融资”目的。投资人、承租企业、供货厂商以及租赁公司联手多赢的局面逐步打开。现代租赁对人才的需求骤然巨升,人才的开发能力预示着公司的盈利能力。行业的领头公司都在抓紧培养自己的多功能专业人才,与高校联手进行专业培训,甚至将员工送到国外去取经,租赁产业逐步显现出知识经济的特征。这是租赁行业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必然结果。 如果把Financial Leasing定义为现代租赁的话,那么现代租赁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现代租赁就是知识加独特的经营模式,其结果就是千变万化的创新租赁。对于供货厂商来说,它是设备制造厂家销售的营销机构,利用金融手段和特殊的营销理念促销产品;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它是资产管理公司。企业不需要关心资产是否属于自己,而是关心如何利用租赁资产发展自己的产业;对于银行来说,它是银行的信贷营销部,帮助银行提供优质的贷款项目,是银行贷款的中介机构和批发商;对于政府来说它是宏观调控的杠杆,利用它可以用市场手段引导投资和消费;对于投资人来说,它是众多投资手段的方式之一,利用它可以减少所得税的支付而增加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有的企业利用它改善现金流;有的企业利用它改善资产负债比例;有的企业利用它减少外债,改变进出口平衡,还有的企业利用它……,太多可利用的价值。现代租赁是以知识为先,服务为本的知识服务贸易。尽管没有人把它列为高科技产业,没有知识和运作技术以及综合性开发的能力,就没有这个产业。这就是在新经济时代租赁业如此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国即将加入WTO之即,你准备好了吗?政府准备好了吗?生产厂商、消费者和投资者准备好了吗?真的让国外租赁公司在此领域跑马占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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