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谈投资
A. 吴晓波PK郎咸平
吴晓波在其著作吴敬琏中的确批判过郎咸平,认为他是那种明星经济学家,但话其实也不是那么说,因为这个时代某种意义上曝光率的确很重要,这是我首先讲的。
其次我认为在西方经济学上派别很多,在我国经济学界也是如此,郎咸平就差不多和其他经济学家都对立,张五常认为几乎中国没有好的经济学家,别的陈志武,周其仁什么的都是各自一套,一开会反正都是各抒己见,这是好听的,其实是谁也不赞同谁。
回到问题来,吴晓波其实属于为改革开放的吴敬琏阵营,他之所以对郎咸平有意见还是在于郎咸平对改革的认识上有分歧,具体我也不讲了,这个pk的结果就是郎咸平几乎不能算入主流声音中,只有做节目和当香港教授,还有网民的支持。
B. 吴晓波谈到的经济重要四种关系是
谁都不知道他的具体生日,及时关注他的新浪微博了解吧吴晓波,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1968年出生的吴晓波被人誉为中国最出色的财经作家。他在2001年出版的吴晓波作品《大败局》证明了严肃的商业写作也能够跻身畅销书行列。而他辛苦经营两年的蓝狮子财经丛书则成为中国本土财经书籍出版的最著名的品牌之一。他的时间被划分为几块,主要的精力用在出版事业上,同时还坚持以每年写作一本书的速度向外界传达自己的观念。1990年,22岁的吴晓波从复旦大学新闻专业毕业。他和同班的秦朔都被保送上研究生。但是两个人却都选择了不去读研,而是分赴杭州和上海。原因是,两个人的女朋友分别生活在这两个地方。后来,两人各自成家、各自为战,吴晓波成了今日的吴晓波,秦朔则先后成为政经杂志《南风窗》的主编和财经日报《第一财经》的主编。吴晓波讲起自己进入新华社浙江分社的经历近乎传奇。1989年后的那一年,毕业的大学生几乎都没有找工作,而选择读研。吴晓波有一次回杭州时,去拜访在新华社杭州分社工作的一位老校友。师伯和吴晓波聊得高兴,中间出去一会儿,回来时候手上拿着新华社的花名册,说,你看,我们这里有人退休,你可以来接替他的职位。吴晓波说起来至今仍很得意,“我没有在新华社实习过,新华社一般都要他们的实习生的,我进来的时候,还考了经济学。”吴晓波被分在了工业组,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商业记者生涯。吴晓波称在新华社自己受益良多:新华社强调文字皆有出处——“如果不是这个习惯,我早就被人告倒了。”新华社不计成本让记者在中国各地进行采访、调查,它的强大背景让它的记者可以见到想见的人。从1994年起,吴晓波开始为《杭州日报》撰写专栏。他称这是训练文字的最好途径,因为专栏可以让写作者学会用容易使人接受的语言写作。不过吴晓波是那种30岁看上去像20岁的人,身材高瘦、面容清秀,还戴着一副眼镜,言谈举止十分谦逊。而他的文字又十分老练成熟,因此人们都不认为他是专栏作者。吴晓波开玩笑说,那时候,有个读者要来找吴晓波,吴晓波出去迎客,读者直接对他说:“你爸呢,我有事情找你爸。”三十岁的时候,吴晓波开始写书。吴晓波说,自己的人生很有阶梯感,三十岁之前从来不考虑钱的问题,专心做自己的记者,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开始进行个人的原始积累,完成个人的写作计划,四十岁则准备退休。三十岁的吴晓波一发不可收拾,以每年一本书的速度写作,除了被誉为中国第一本写作失败案例的MBA教材《大败局》之外,他近两年的著作还有《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小品文集《你为什么不骚扰我》和编著的《首富》。吴晓波的专栏文字幽默诙谐而且入木三分,揭示了转型期中国经济的一些怪现状,比如他在《南风窗》上所写的关于上市公司和投票公司的文字;而他的公司研究则严肃认真,同时充满灵动之气,观点新颖独到,比如他为《经济观察报》撰写的文章《被夸大的公司使命》、《二十年公司——表面的胜利》、《企业家为什么不是知识分子》。2002年,吴晓波成为贝塔斯曼亚洲签约作家。与此同时,吴晓波开始经营自己的图书项目。他打造的蓝狮子财经把本土公司财经写作作为目标。中国公司史和人文财经成为吴晓波看好并且着力发掘的对象。他们出版的一系列图书也确实成为中国本土财经阅读的顶级读物。吴晓波说,我们不要“google”作家,一个公司史的写作者应该是能够接触到该公司的内部档案,并且曾经长期跟踪报道过该公司的记者或研究人员。2004年,吴晓波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访问学者。他也开始做好了自己的长期写作计划:从1978年到2008年,一部三十年的中国公司史。他花四年时间写成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出版后因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轰动一时,好评如潮。自此之后,吴晓波继续溯流而上,相继写出了《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为中国企业作史”的夙愿,在这三本书的基础上,他又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为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经济演进梳理出一个大致的发展逻辑,中国企业史的写作至此完结。从萌发写作企业史的念头,到《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写成,吴晓波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在写作企业史的过程中,吴晓波还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作了一本传记,之所以不惜打乱自己的写作节奏来写这本书,在吴晓波看来,是因为“(吴敬琏)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C. 吴晓波频道所有人都说它会让房价暴跌,但它为什么下不来
所有有房的人都不希望房价暴跌的。我认为,中国房价不存在暴跌的现实依据。小县城房价是可能下跌的,但是至少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不会暴跌的(房价不涨就是仁政了)。
我们所谓的房价高,其实就是一线城市(例如北上广)和核心城市(例如南京重庆)房价高。
一线城市(例如北上广)和核心城市,全国一共能有多少个,全国不超过20个,而中国富人有多少,都去那里买房子,自然把房价推高了。
而一线城市周围的房价根本就不高。举个简单例子,上海市里房价好几万,但是昆山只有1万,杭州好几万,而湖州只有几千,南京好几万,而马鞍山只有几千,而他们之间,用高铁少则15分钟,多则也就半个小时。
其实在马鞍山居住,在南京工作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为什么不能这样,原因有以下几个:
既得利益者反对;我们在北京买房子,真正要享受的不是10万元一平的房子,而是北京的教育、医疗等等。我在马鞍山买房子,只能享受马鞍山的教育医疗,而无法享受南京的。
所以北京必然房价高,你是河北考生,自然享受不到北京的分数......
这就是中国房价高的根本原因。
中国一线城市一共有几个,如果北京上海房价暴跌,由十几万跌至几万(或者几千)我也要去北京买房了......
中国这么多人,总是有想买房的,想投资的,想上北大的.....
D. 吴晓波:这就是我为什么从来不炒股的原因
这就是我为什么从来不炒股的原因:
——这个股市从诞生的第一天就是“怪胎”,它从来为国有企业——现在叫蓝筹股服务,为国家的货币政策背书,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墙上写着一句话:“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就是保护了所有股东的利益”,此言在我国股市是一个错误;
——这个股市里的企业从来没有把股价视为公司价值的晴雨表,因此,信奉巴菲特“价值投资”理论的人从来没有在这里赚到过一分钱,相反,它是“秃鹰们”的冒险乐园,就如同米兰·昆德拉曾经写道:“事情总比你想象的复杂”,在中国股市发生的那些故事,谜底总比你想象得还要阴暗
E. 吴晓波最近社会经济评论
时至年终,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总结2015年的经济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2016年经济发展情况的预测。近日,吴晓波频道发布了对201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8个判断,引起舆论关注。具体的8大判断如下:
1.中国新中产消费的元年
10月份瑞信曾经发布一个数据,当今中国有成熟购买能力的消费者是8亿人,其中6亿人是屌丝,另外2亿人中的一大半,也就是1亿以上属于中产阶级。这些人是在最近几年才渐渐成为了中国主流消费的人群。消费升级的可能性,是因为在需求端,出现了亿级中产消费阶层,2016年将是新中产消费的元年。
现在整个中国消费人群分成两批,一批是屌丝经济,一部分是中产经济。中产经济和屌丝经济最大的区别我认为有三条:
第一,这一波是理性消费者。
第二,他比较相信品质,他不太相信价廉物美。
第三,圈层化。
这可能是2016年我们即将看到的一个景象。
2.金融商业时代的开始
对企业而言,尽快地让自己的公司、产品及服务证券化,是一个趋势,并购将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另外还有新三板和战略新兴板,明年底我们来参加“年终秀”,新三板可能会超过8000家。股权投资,应该会成为中国中产阶层最重要的财富增长的点,从此,中国会出现非常庞大的阶层,叫做食利阶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给自己上一个新的金融课,因为整个市场将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3.社群经济将大行其道
马化腾说未来的互联网是什么,左边内容,右边连接,我愿意在中间加一个东西,叫做价值观。社群就是因为价值观而有了区隔群,当这些价值观被确认之后会出现无数的商业模式。社群经济就等于“圈层+电商”,这样的概念在几年前根本没有出现,因为整个支付、商业模式没有形成。所以,2016年将看到的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社群经济将成为一种新的看上去每一个都非常小而美的商业实验。
4.体育营销将热浪扑人
体育经济是体验经济的一种。2016年有两个非常重大的体育项目将举行,第一个是奥运会,第二个是2018年世界杯预选赛。而恒大刚刚绝杀了墨西哥的美洲队。
2015年无数的资本跑到全世界购买最好的体育资源和体育公司。所以,随着整个中产阶级的崛起,人们的精神消费将极大的丰富,而精神消费中体育将成为刚需。所以2016年的体育产业将进入到爆发时期。
5.传统企业将加速淘汰
中国经济没有崩溃掉,中国的改革信心没有丧失掉,未来是理性创业,野蛮成长时代将在2016年结束。那些讲概念、玩花样,做题材的创业者将离开中国产业的下半场。各位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商品,有一个好的产品,有一个好的服务,你一定在中国可以找到一个好的资本和好的消费者帮助你走的很远。
6.跨境电商将破解TPP
2016年有可能成为中国制造重新出发的一年,如果跨境电商平台的规模能达到2000亿,三年内中国的外贸经济将焕然一新,TPP这样基于政府层面的合作框架将被中国几十万家的企业像蚂蚁一样吃掉。
7.两币博弈扑朔迷离
在全球货币纷纷对美元大幅贬值的大环境下,2014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2%,2015年为约4.5%,在全球范围内还是相对比较坚挺的货币。随着我们的跨境电商战略实施,中国外贸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得到复苏机会,而美元升值会让两币之间的博弈非常不确定。
8.可穿戴技术方兴未艾
我们在2016年会看到硬件革命,今年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企业在进行这方面的实验。移动应用会大规模地丰富,可穿戴设备在2016、2017年的某一个时间点以某种方式最终改变了我们所有的商业生态。
F. 《2017新中产资产配置报告》中吴晓波和薛峰都发表了什么观点
两位在新中产资产配置报告发布会上都一致认为资产配置是未来新中产的主要投资方式,并且认为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才能将收益最大化,个人投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G. 评吴晓波《我为什么从来不炒股
中国股市的标配不是价值挖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是“人民日报社论+壳资源+并购题材+国企利益”。
12月5日,沪深两市的股票交易突破一万亿元天量,那天,我在上海出差,看到朋友圈里如瀑布般的惊呼后,我到盥洗室洗了一把冷水脸,然后问镜子里的自己:你动心了?在确定答案是“否定”的之后,我打开电脑,写下这篇专栏的标题。
几天后的12月9日午后,当我正为此文写下最后几段文字的时候,沪指暴跌5.43%,失守2900点,两市交易量突破1.2万元。
在这种充满了戏剧性的时刻,我的心里既无侥幸,也无悲喜。因为,正如标题所示:我从来不炒股。
如果我说中国股市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怪胎”,也许没有人会反对。
上海和深圳的两个交易所分别成立于1990年底,始创之初,制度构建十分粗鄙,几乎没有顶层设计,第一批上市的公司大多为华东及华南两地的地方中小公司,沪市的所谓“老八股”中好几家是注册资本在50万元的区属企业。1992年8月,深圳发生120万人争购股票认购证事件,场面火爆失控,政府被冲,警车被砸,北京在失控中发现了一个“超级大油田”,两个月后,证监会成立,股票发行权逐渐上收,至1997年,两所划归证监会统一监管,在这一时期,决策层形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战略设计: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为国有企业的脱困服务。大量陷入困境的国企“搓泥洗澡”,打扮成白富美的样子被挂到了市场上,有一位叫张化桥的香港证券分析师甚至认为,当时的国企上市很少有不在财报上动手脚的。
当年还有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就是所有的国家部委都分配到了两到三个上市指标,连共青团、全国妇联都不例外,而这些部门没有合适的企业,其指标就被拿到市场上“出售”,价格大约在2000万元左右,一些在那一时期上市的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大多途经的是这一“灰色通道”。
那些“白富美”在财务报表上打扮得很漂亮了,但体制和制度几无改变,掀开假面,当然不堪一睹,在上市数年之后,企业很快再度陷入泥潭,成为了所谓的“壳资源”,这时候,在二级市场上就出现了狙击手,他们被叫做“庄家”。庄家们通过低价收购未流通的“内部职工股”,成为这些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然后在二级市场上大兴波澜。1999年5月19日,沉寂多年的股市突然井喷,构成“5·19行情”,一些从来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如亿安科技、银广厦、中天科技等等,忽然日日狂涨,激荡得人人心旌荡漾,在它们的背后则是庄家们的贪痴狂欢。
当时,庄家对股价的控制几乎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我在《大败局2》中曾记录这样一个细节:2000年2月18日,当时第一大庄家、中科创业的实际控制人吕梁新婚大喜,他的操盘手们用“科学而精密”的手法控制股票起伏,硬是让中科创业的收盘价恰好停在了72.88元。操盘手们用自己的方式给老板送上一份别人看来瞠目结舌的礼物。
及至2001年1月,经济学家吴敬琏将中国股市直接比喻为赌场,甚至认为前者还不如后者有规矩,“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吴敬琏进而揭示了中国股市的制度性缺陷:“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吕梁等第一代庄家折戟于2001年春季之后的一次股灾,随之出现了以德隆唐万新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庄家,他们的手笔越来越大,高举混业经营的旗帜,动辄以并购题材拉抬股价,靠高额民间吸资来构筑资本平台,用唐万新自己的话说,“用毒药化解毒药”,最终在2004年的另一次股灾中玉石俱焚。
在此后的岁月中,如吕梁、唐万新这种招摇于台面之上的著名庄家似乎减少了,但是,庄家文化确乎从来没有消亡,他们开始隐身于各个证券营业所里,以“地下敢死队”的身份继续战斗,而吴敬琏所总结的股市特征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2007年前后,我曾在第一财经的“中国经营者”栏目当过一段时间的主持人,为了探寻上市公司的真相,我特意选择了五、六家股价表现非常优异的公司做样本调查——其中就包括前段时间爆出丑闻的獐子岛。我到这些公司实地考察、访谈董事长、查阅公司业绩及股价波动,结果得出了一个并不出乎我预料的结论:这些公司的业务波动,与它们的股价波动,几乎没有任何的对应关系。在一家公司,我问董事长,“为什么你们的股价最近震荡很大?”他请摄像师把镜头关掉,然后很小声而体己地对我说,“因为这几天券商在换手,换手的成本价是12元,吴先生,你可以在这附近进一点货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从来不炒股的原因:
——这个股市从诞生的第一天就是“怪胎”,它从来为国有企业——现在叫蓝筹股服务,为国家的货币政策背书,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墙上写着一句话:“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就是保护了所有股东的利益”,此言在我国股市是一个错误;
——这个股市里的企业从来没有把股价视为公司价值的晴雨表,因此,信奉巴菲特“价值投资”理论的人从来没有在这里赚到过一分钱,相反,它是“秃鹰们”的冒险乐园,就如同米兰·昆德拉曾经写道:“事情总比你想象的复杂”,在中国股市发生的那些故事,谜底总比你想象得还要阴暗;
——这个股市的基本表现,不但与上市公司的基本表现没有关系,甚至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表现也没有关系,它是一个被行政权力严重操控的资本市场,它的标配不是价值挖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是“人民日报社论+壳资源+并购题材+国企利益”;
在今年四季度以来的这轮股市大波澜中,上述特征不但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有些股票的表现更证明了“劣币”的能力,很难想象,一个正常的投资者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这样写到:“金融应该帮助我们减少生活的随机性,而不是添加随机性,为了使金融体系运转得更好,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其内在逻辑,以及金融在独立自由的人之间撮合交易的能力——这些交易能使大家生活得更好。”
我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不得不远离充满了随机性的中国股市,然后,写下这篇不合时宜的专栏。
H. 金融危机下,我们怎么理解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的企业家们的艰辛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所有人都希望这个国家强大,除了极少数的汉奸,99.9%的人都希望国家强大,如何强大国家呢?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革命的道路,激进的道路;第二条是改良的道路,《跌荡一百年》里所谓的企业家阶层,从晚清开始一百多年来他们就是改良主义最主要的支持者,因为企业家有一个特点,用列宁的话来讲他们有天然的软弱性,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家里有田有地,一革命就被革掉了,所以他们最好不要搞暴动,大家谈判,谈着来。所以我说,在企业家这群人身上,一百多年了,我们看到他们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民众很少考虑的。比如中国企业家从一开始就很崇尚法制,他们希望国家有法律,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立宪运动、地方自治等,都是通过法律的方式来保障。 第二,他们相信有限理性,他们相信理性,但感性和理性也有边界,第三,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我们很多年不谈的,我们说企业家唯利是图,是逐利阶层,看到钱眼睛就亮,但《跌荡一百年》里写了很多故事,这一百多年来,到了国家很危险的时候,往往是一群企业家挺身而出,帮助国家度过难关。甚至1978年以来也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是很忠诚的爱国者,热爱国家,希望为国家做事。他们对法制的尊重、理性的尊重、爱国的热情,这些老百姓都没有看到,大家说他们就是一群混蛋,赚了钱,把国家搞的贫富差距很大,其实不是他们干的事儿。
I. 吴晓波:我为什么从来不炒股
为什么不炒股,原因有下
第一,别人有投资理财的概念,知道投资理财能够专让自己的属钱生钱的想法。你没有这样的想法。
第二,你周围的人没有人在玩股票,你没有接触过的,你不知道股票怎么玩。
第三,你看到过别的人炒股亏钱的例子,引以为戒。
第四,你自己现在很富裕,没有想通过这个赚钱。咩有难处
J. 买银行理财产品,就吴晓波的“保本+持续稳定的复利”每年存一万,如何成为亿万富翁。
这个是扯犊子吧,怎么可能成还不如好好地理财,比如去握握贷,好好地理财就好了。别瞎想。握握贷里才半年赚了几千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