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财政加杠杆

① 决策者说 楼继伟 中所涉及到的财政名词有哪些

财政收入 赤字 中央支出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财政支出 财政预算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公共财政 企业的亏增补贴 财政能力 GDP 准公共性 三农方面的支出 预算管理体制改革 部门预算 自由裁量权 收支两条线 行政事业性收费 罚没收入 预算管理 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事业预算 基本建设预算 行政经费 基本支出 公共系统 政府收支分类 审计监督 税制 转移支付 分税制 公共服务水平 战略性的资源 一般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税收返还 三奖一补 货币政策 征管能力 结构性过热

一个问题跨了三年 实在太惨了～～～希望老师以后还考这个吧～

② 居民加杠杆买房还有很大空间是什么意思

关于居民个人、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企业杠杆率最高，政府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企业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政府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企业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企业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企业代替政府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企业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企业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企业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政府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政府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政府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平台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企业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企业。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企业部分承担政府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企业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企业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企业的杠杆率降下来、政府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政府，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企业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政府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政府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业破产？

③ 楼继伟提出的现代财配制度与之前有什么不同

楼继伟：改革的一大着眼点是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预算编制和审查的重点由现在的收支平衡状态更多向支出预算和政策转变。这一重大转变带来的变化很多。税收将不再是预算确定的任务，而是转为预期目标。预算审批的核心如果是收支平衡，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完成税收任务，否则就会扩大赤字。这一方式很容易带来预算执行“顺周期”问题：经济较热时，完成税收任务比较容易，财税部门倾向于少收点，民间钱越多，经济就越热；经济偏冷时，财税部门为完成税收任务倾向于多收点，就会收“过头税”，民间钱少了，经济就更冷。预算审批重点转向支出政策，收入预算从约束性任务转向预期性，意味着更多强调依法征税，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
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带来的另一大变化是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一方面是建立跨年度弥补超预算赤字的机制，另一方面是建立中长期重大事项科学论证的机制；抓紧研究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强化其对年度预算的约束性，增强财政政策的前瞻性和财政的可持续性。
此外，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也将推进预算的公开透明。目前预算公开的一般是收支情况，下一步将更多推进政策公开，让公众更好地了解预算。
问：《决定》提出，要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这一要求是基于什么考虑提出的？
楼继伟：这是解决当前预算管理中存在突出问题的重大举措。我国目前与财政收支增幅或GDP挂钩的重点支出涉及农业、教育、文化、科技、社保等7大类。2012年仅财政安排的上述7类重点支出就占全国财政支出的48％。支出挂钩机制在特定发展阶段为促进上述领域的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带来财政支出结构固化僵化，加大政府统筹安排财力的难度，全国财政从中央到县四级都要求挂钩，不符合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强项、弱项也不同，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也不一样，挂钩制度往往使财政预算安排脱离实际，也容易引发攀比，同时也是造成专项转移支付过多、资金投入重复低效的重要原因。
完善税收制度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
问：税收制度是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提出完善税收制度，下一步将重点推进哪些税制改革？
楼继伟：根据全会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税制改革的方向是，根据“五位一体”总布局、总要求，在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职能作用，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一项重大改革是营改增。从增值税角度看，也是增值税的转型和扩围，转型就是从过去的生产型增值税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围就是将增值税引入服务业，建立符合产业发展规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清除重复征税问题。
下一步还将推进消费税改革，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进一步发挥消费税对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的调节力度。《决定》还提出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其中包括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下一步，房产税改革方向是减少房产建设和交易环节税费，增加保有环节税收，配套推进清费立税。
问：过去一些地方为招商引资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此次《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此举初衷是什么？将如何清理？
楼继伟：当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区域优惠政策过多过滥。据统计，已经出台实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共有30项，还有一些正在申请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项目。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执法不严，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制造“税收洼地”，严重影响了国家税制规范和市场公平竞争，必须下大力气清理整顿。
下一步，要清理已经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执行到期的应彻底终止不再延续，对未到期限的要明确政策终止的过渡期，对带有试点性质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应尽快转化为普惠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区域发展规划应与税收优惠政策脱钩，今后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同时，严格禁止各种越权税收减免。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
问：事权划分是现代财政制度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决定》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
楼继伟：目前，我国中央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一些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一些适宜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了较多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职责交叉重叠、共同管理事项较多。这种格局造成目前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只占全国总支出的15％，地方实际支出占到85％。中央直接管理的事务太少，大量交给地方管理，又通过大量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地方，客观上会不同程度干预地方事权，地方也无动力做好本不适于地方承担的事务。
根据《决定》，改革的方向就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基础上，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减少委托事务，中央和地方按规定分担支出责任。同时，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分配，补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权存在的财力缺口，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
而对于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否会改变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格局问题，《决定》也明确提出，将“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④ 适度引导居民部门加杠杆有多重好处

你可以参考一下！
关于居民个人、企业和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企业杠杆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企业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企业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企业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企业代替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企业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企业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企业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的各种融资平台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企业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企业。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企业部分承担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企业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企业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企业的杠杆率降下来、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企业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业破产？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⑤ 如何理解楼继伟提出的现代财税制度

楼部长在前些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中发表了关于财税制度改革的讲话，他重点提到了以下两点：

1、印花税

他表示，印花税诟病很大，这个税的高低并不影响市场有多大的投机性，税高时候市场照样投机，所以财政部倒不太愿意用这个税。

2、房地产税

他还表示，地方税收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房地产税，财政部将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关于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进程的工作。此外，他还强调，地方政府发债需要严格控制。

⑥ 楼继伟如何谈中美贸易战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组织的“2018中美圆桌研讨会”上，对中美的贸易摩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楼继伟认为，美国贸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贸易问题的根源是美国的政策选择；在现行体制下，美国已经优先了，想“赢者通吃”是不现实的；中国已经全面履行了入世承诺并且超越承诺，扩大了开放；贸易战会对美国自身的利益造成损害；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欧洲和日本休想搭中美贸易摩擦的便车。

首先，理论上美国现政府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巨额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储蓄率过低和财政赤字过大，在滥用发钞国的特权。同时，又借此将国内视线引向国际，是民粹主义炒作。

其次，美国应当拥抱全球化，包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程。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当然也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这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难题。比较优势的转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工作岗位流失，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们正在通过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不足1.5%，货物贸易顺差占比只有3%左右。这个比重在过去五年大致稳定，而同期消费贡献率已从54.9%上升到58.8%，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5.3%上升到51.6%，说明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内需，而且在依靠内需中减少了对投资的依赖。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中国现在就这么在做。

最后，美国应当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讲道理。如果动辄诉诸贸易战或使用大棒，对中国是无效的，而且也是无礼的。一方面要求中国更为市场化，一方面又用计划经济下达指标的方式，要求中国压减对美1000亿美元顺差。中国已经越来越淡化增长数量指标，比如GDP的增长率过去是计划增长的，后来改成预期，并且预期的语气越来越弱，从要求增长预期7%以上，然后改为6.5%和7%之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调整为预期6.5%左右，转而更强调失业率指标，降低失业率，扩大就业。

美国还用了一个所谓的“镜像关税”，这也不符合常识。举的例子是中国对汽车进口收了25%的税，而美国的税率非常低，应该如同镜子两边一模一样才对，这是完全不顾发展阶段的差距。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关税水平已经低于巴西等同等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韩国，韩国可不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如果搞镜像税，可以同德国、日本去镜像，不要同中国。这个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说，美国有些做法确实没有道理。中国人的看法，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孙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国逼迫中国违反入世承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以牙还牙。

知识产权问题与特里芬悖论无关，对双方最重要，可以坐下来谈，以消除误解，达成共识。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政府干预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限制了美国企业谈判权利等。我理解美国方面的想法。对技术转移的问题，中国方面是这么认为，美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联合盟友封锁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一方面，美国包括西方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上获取利润，一方面不转移技术，甚至中美合资企业中的技术也要从美国的母公司去购买，不断地付费，知识产权不断地付费是不公平的。美国财政部牵头的外资审查委员会的规则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中国的产品甚至含有中国股份的美国企业法人的产品，在美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我也就此做过很多的磋商。美国用国内法高于国际规则而直接干预别国，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看法，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内在的需求，否则我们就无法建立信用社会并取得技术进步。这方面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美国人也观察得到，但为什么不说？据统计，外国公司在中国提起的专利侵权案的诉讼，胜诉率已经达到了80%。国家规定的赔偿额度从以前的1万到100万，提高到10万到500万，还成立了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又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与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职能整合在一起，有利于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问题，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机构改革任务。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取得的明显进展，但也仍有一些难题没有解决。比如知识产权法院专业性不足，有地方保护倾向等，美国的301调查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国家治理体制上的问题。为什么搞成这样？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还在探索，我认为应该走得再快一点。我在财长任内曾经推动解决了一些问题，使得中美双方在经济关系上都更为公平，特别是在中国方面还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可以双赢，但是要有意愿。

总结发言：

第一，我作为经济学家，又曾经是政府官员，与美国政府方面沟通很多，中美还是应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我们是非常尊重美国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鉴美国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国人打交道时，深深地感受到他们有优越感，但美国人的优点是，你只要给他把道理讲清楚了，你比他还明白，他就服你，他就接受。但是不能威胁，不能要求中国立刻消除1000亿美元顺差。美国曾经这样威胁过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对中国是无效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谈判上，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

第二，其他国家怎么看？大家怎么看现在的中美关系？美国人民对特朗普总统从开始的不习惯到逐步习惯，但是不见得心里都很习惯。欧洲、日本一开始也不习惯，现在慢慢习惯了，但还是不见得心里习惯，不见得服气。这就会形成一种心态，希望中国和美国打一打，压一压美国的气焰。第二个心态，中美打了以后，大家预期贸易会更公平，知识产权会更公平。这是对的，但我想提醒欧洲、日本，你们别想搭便车，如果搭公平的车不叫便车，但是我们中美打起来你得好处那不行。比如，欧洲人对平台经济是很有意见的，对Amazon、Facebook、Twitters、Google等加以处罚。如何打破新型垄断，还没有破解。这些平台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的，现在中国也进来了。欧洲人希望打击它们，希望对它们有一定挤压。但是美国还专门说，平台经济扩展下去成本会越来越低，中国人想抢美国人饭碗，不是这么回事，这点大家都明白，应当大家在一起寻求解决办法。

最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我们自己很清楚。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应该互相理解，有些事情不是中国有意的。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对中国有好处，对美国也有好处，对全世界都有好处。

⑦ 财政部长楼继伟为什么还不退休

楼继伟是1950年生人，省部级干部65岁退休，2016年他到年龄，所以去了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⑧ 楼继伟凭什么能当上财政部长

昨天的答记者问，简直惨不忍睹。怀疑此人到底有没有读完过一本经济书籍。

⑨ 如何看待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提出「现有 5G 技术很不成熟，数千亿级 5G 投资找不到应用场景」这一观点

他说的是事实，只不过是一部分事实，另一部分他没说罢了。
中国移动的飞信比腾讯的微信出来的早，用户量宣称也上亿，每年投资也好几个亿，为什么后来做不下去了，飞信持续做下去你觉得会有什么结果？
现有数千亿的5G投资主要是指三大运营商的5G建网费用，三大运营商的建网费用靠什么来回本，靠移动支付、靠高清直播、靠自动驾驶？这些是BAT的收入，是华为、小米、大疆等公司的收入，三大运营商只能是靠手机话费和手机流量费，再加上固定宽带的月租来回本。所以完整的事实是：现有5G技术很不成熟（5G基站成熟了，运营商的5G创新收入方式不成熟，），数千亿级5G投资找不到应用场景（谷歌有自己的5G应用产品、场景、生态；华为有5G应用产品、场景，在试图建立自己的5G生态；阿里有自己的5G应用场景，也在建立自己的5G生态；三大运营商还没找到自己的5G规模应用场景）